垃圾分类投放和管理，体现出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与文明程度。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在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决定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垃圾分类是“新时尚”，希望上海向国际水平看齐，率先建立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为全国其他城市和地方作出表率。日前，他又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是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体现。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将正式实施。如何在垃圾分类上作好表率，成为摆在上海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

　　首先，为什么要如此重视垃圾分类？

　　数据显示，2018年上海每日生活垃圾清运量接近2.6万吨，年均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900万吨。这给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压力。

　　通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可以提高垃圾回收和资源化利用效率，从而减少生活垃圾焚烧和填埋过程中产生的空气、水体污染，并降低填埋场等垃圾处理设施对土地的占用，优化人居环境、保障城市生态。

　　推行垃圾分类管理，还能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和公德意识。这不仅是优化城市环境的需要，而且是提升居民文明素质的有力抓手。

　　其次，如何打造全覆盖的系统工程？

　　垃圾分类从投放到处置，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才能形成高效顺畅的系统。

　　其中，分类标准直接决定了生活垃圾的分类效果。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的确定，既要坚持科学性，又要兼顾可操作性。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历经几次变化，到2011年确定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的“四分法”，并在2014年的政府规章中予以固化，可谓“约定俗成”。

　　近段时间以来，各类媒体对垃圾分类知识进行了广泛宣传和科普。例如，湿垃圾未必都是湿的形态，湿巾纸就是干垃圾。事实上，所谓湿垃圾特指易腐垃圾，包括食材废料、剩菜剩饭、过期食品、瓜皮果核、花卉绿植、中药药渣等易腐的生物质生活废弃物。

　　为了加强可操作性、降低市民分类投放的辨识难度，《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对种类的列举采取了化繁就简、先易后难的原则，并明确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活垃圾特性等对分类标准予以细化调整。这为实践中完善这项工作预留了一些空间。

　　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看，上海力争做到全程分类、源头减量、循环利用，并通过地方立法确立“全生命周期管理、全过程综合治理、全社会普遍参与”理念。以往屡被吐槽的垃圾收集运输混装、混运情况，有望一去不复返。

　　再次，怎样明确责任主体，确保赏罚分明？

　　谁是垃圾分类的责任主体？本着“谁生产、谁负责”的宗旨，《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明确了多类主体，即垃圾产生者（单位和个人）、政府部门、基层组织（居民区、村党组织、村委会、居委会、业委会）、旅馆餐饮快递物业等行业单位、垃圾收运处置行业单位、群团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志愿者队伍）等。

　　光有责任还不行。为确保垃圾分类到位，还进一步规定了三大类监督：社会监督方面，建立混装、混运的监督举报平台，在社区公示监督举报电话；行业监督方面，组织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对驳运、收集、运输开展第三方检查，对违规单位进行通报和评议管理，并定期向社会公开；执法监督方面，加强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按照条例对违规单位处以罚款、吊销经营许可证等处罚。

　　同时，还明确“不分类、不收运、不处置”原则，即收运、处置单位对不符合分类标准的生活垃圾可以拒绝接收。责任主体违反规定进行混合投放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处2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也出台了不少正面鼓励手段。比如，明确鼓励通过积分兑换等多种方式，促进单位和个人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良好行为习惯。

　　最后，如何实现全民参与？

　　在实施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应支持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就地处置、资源化利用，支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的研发与应用。

　　同时，政府管理部门切忌用“一刀切”的方式生硬套搬域外经验。从根本上说，垃圾分类是一种行为习惯。习惯的养成非一日之功，需要形成适合本地实情的良好氛围。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