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单元，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农村要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离不开科学有效的治理。纵观我国40多年的改革历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探索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从“城乡一体化发展”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每一时期的政策举措都体现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渐完善和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石。

　　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主体建设。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要充分发挥多元化村级组织自治的主体作用，同步加强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建设和培育，以党组织为核心其他自治组织多方参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制定乡村治理主体间的职权清单，厘清小微权力边界，规范村级权力运行流程，保证多元治理主体对村级事务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共治，提高乡村治理有效，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为乡村治理有效筑牢根基。一方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牢固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充分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把握方向、整合力量、统筹各方的作用，提高党组织引领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构建精干高效的乡镇管理体制，推进“七站八所”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提升统筹协调管理服务能力。同时，还要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建立符合国情域情、体现时代特征、规范有序、充满生机、共享共建的村级自治组织，提高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能力并同步加强乡村领域共青团、妇联等社会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公益组织建设，凝聚共建共治合力。

　　乡村有效治理的运行体系在于“三治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基层党组织带动作用弱化、乡村治理结构固化单一、法治服务体系不健全、陈规陋习和不良村风依然存在、村民自治的积极性不高等矛盾和问题突出，要解决好乡村治理的突出问题，必须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充分发挥“三治”融合作用，实现政府和乡村居民共同治理的良性互动。运用好“三治融合”，实现以自治增活力“共治共享”、以法治强保障“定分止争”、以德治扬正气“春风化雨”。在乡村治理中，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实现形式，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要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充分依靠民智民力管理好乡村事务，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丰富乡村民主协商形式，提升民主管理水平。在现代社会，法治是调节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乡村治理中的村民自治，需要通过法治加以规范与保障。因此，把乡村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就要以法治方式统筹乡村各种力量、平衡乡村各种利益、调节乡村各类关系、规范乡村各类行为，发挥法律制度对乡村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费孝通先生提出，“无讼”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无讼”，指依靠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对人们的行为形成约束和规范。由此可见，德治在乡村社会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为此，把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工程来抓，必须坚持以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管齐下，以此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治理中得到有效落实。

　　乡村有效治理在于统筹推进乡村事务。有效的乡村治理是构建良好秩序、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但是，当前乡村治理尚面临一些困境：乡村人口流动导致村民参与自治的主观意愿不足，过多的行政事务和僵化的“村账镇管”财政体制，导致了乡村基层组织行政化趋势明显，自治程度被削弱。鉴于此，只有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赋予其更多的自主性，让村民参与治理、分享成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才能真正发挥农村基层群众的力量，为乡村治理带来活力。首先，要完善乡村治理在统筹推进乡村事务中的体制机制。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其次，要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清理整顿村级组织承担的行政事务多、各种检查评比事项多等问题，切实减轻村级组织负担。再次，乡村治理要与乡村振兴相适应。全面解决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等难题。注重吸引高校毕业生、农民工、机关企事业单位优秀党员干部到村任职，健全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考录乡镇机关公务员、招聘乡镇事业编制人员制度。同时，要把治理重心下移至农村社区，适合地方下移至村民小组，充分发挥好乡村治理为乡村振兴搭基础、保稳定、促增收的关键作用。只有遵循乡村发展规律，把统筹乡村事务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才能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