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家具有176年历史的上海第一家西医医院里，镌刻着仁济医院医德信条12条。

　　第一条就是：“医者之一生，乃为他人非为自己，不思安逸，不顾名利，唯舍己救人而已。除保全人之生命，治愈人之疾病，宽解人之痛苦外无他。”字字句句穿越时空，发人深省。

　　曾经念诵过这一信条、又深具当代医务人员救死扶伤使命感的仁济医护人员，组成172人的队伍，在今年疫情发生后毅然前往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武汉雷神山医院驰援至今。

　　“麦家圈”里的新医院

　　1843年11月，一个32岁的英国男人做了一个决定——离开当时外侨聚集的澳门，到大家口中的“新大陆”——黄浦江边的上海。作为一名医生，他打算发挥所长，开一家医院。

　　翌年2月初，他在上海老城厢城内大东门一所租借的民宅里开了一家诊所。和普通中国医生一样，他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它——他叫威廉·洛克哈脱（William Lockhart），中译名为雒魏林，因此诊所就叫作“雒氏诊所”。这家当时不甚起眼的诊所，就是上海第一所西医医院仁济医院的雏形。

　　本来以为，洋人开设的医院也许会被中国病人排斥。但很快，雒医生发现，自己的担心多余：因为雒医生招收平民，而且提供免费诊疗，一下子吸引了众多中国居民争相求诊，大东门的诊所显得太小了。面对众多病患，1844年10月，雒医生把医院搬到了小南门外新租的平房建筑内，设20个床位，大大小小的房间，围绕着一个天井。不久，雒氏诊所改名为中国医院，也称华人医院。仅1844年至1845年间，接诊病患就达19000人次。

　　1845年12月31日，雒医生以每亩40两白银的价格，租得福建路至山东路之间一块5.5亩的土地。山东中路，始筑于19世纪中叶，初名庙街，北段曾叫作望平街（今南京东路至福州路段）。1865年更名为山东路，抗战胜利后更名为山东中路。

　　和雒医生到上海的节奏几乎同步的，是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先是在上海老城厢落脚，后来搬到了山东中路中段，他在1843年创办的墨海书馆，是近代上海最早的出版机构。从墨海书馆开始，山东中路周围书馆、报馆渐渐聚集，人们称这里为“麦家圈”。

　　1846年7月，在“麦家圈”内，雒医生的新医院落成了。这是一幢中式平房，定名为仁济医院，也叫山东路医院。

　　华人医生与西人富商

　　据《申报》记载，1844年至1856年间，上海的这第一家西医医院诊治涉及内科、外科、眼科、妇科、骨科、烧伤科等中国病患15万人次。医院还为鸦片上瘾者戒毒，替民众接种牛痘。

　　在推广西方种痘技术的过程中，雒医生的助手、仁济医院最早的华人医生，也是上海第一位西医黄春甫渐渐独当一面。当时，许多中国人因不了解西医的诊疗手段而顾虑重重，黄春甫担当了公共卫生知识的讲解者和科普者。苏浙一带的医生都慕名前来学习。

　　西医诊所是新事物，西医诊疗方式也是新事物，仁济还为上海带来又一个新事物：1894年，仁济开出40张床位的女病房，来自英国的海莉(Miss Halley)担任护士长，以女病房为基地开始招收中国妇女，进行护士职业培训。1896年，仁济医院开办高级看护学校，这是全国首家护校。

　　黄春甫在仁济前后服务了43年，见证了许多仁济带来的新事物被上海吸收接纳。就在黄春甫在仁济工作的第13年，1867年，一个拥有建筑学学位的英国年轻人到达上海。他不是医生，但他的生命和仁济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

　　这个新来上海的年轻人，名叫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1840-1926)，抵沪后从事建筑工程和房产投资。1873年，仁济医院兴建的院舍便是雷士德设计、施工的。雷士德终生未婚未育，到晚年累积下惊人财富，他生活简朴，始终乘坐电车出行，却乐善好施。他至少在1915年和1916年分别向仁济医院各捐100两白银。1920年除了捐100两白银，他更捐了2300两给免费病床基金，1925年又捐款。1926年5月14日，雷士德病故并安葬在上海。他生前立下遗嘱，留给仁济医院100万银圆用于重建新院，同时将名下的4处房地产赠予医院，其收益指定为补助医院开支之用。

　　时任院长成立了医院建筑委员会，用这笔资金历时3年建造了一栋宽敞的新院舍。1932年元旦，新院舍竣工启用，总建筑面积为13808平方米。医院的英文名称为“雷士德中国医院”，也叫“雷士德华人医院”，中文名称“德和医院”（因雷士德设立的公司为德和洋行），正式名称依然是仁济医院。该院名请书法家王一亭先生书写，镌刻于大楼前墙上。

　　战火中的中国白衣天使

　　仁济医院的新院舍落成，原打算举行开幕典礼，但因淞沪抗战而取消。

　　战争爆发，一下子让外科手术量激增。此时担任仁济医院外科主任的，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中国第一代海归西医牛惠霖。淞沪抗战期间，牛惠霖及其兄弟、骨科医生牛惠生，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组织战地救护工作，在上海、苏州两地分别设立伤兵医院，参与救治了大量伤员。

　　同样有英国留学背景的，还有1906年出生的叶衍庆医生（1906-1994）。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刚刚从英国利物浦大学毕业，获得骨科硕士学位。听闻祖国需要，他毅然回来，在仁济医院设立骨科病房，这是上海最早设立的骨科专业病房，叶衍庆任主任。

　　战火的残酷，反映在手术上。当时医院开展的手术大多为阑尾切除、腹股沟疝修补术、痔核切除和截肢手术4种。截肢手术的数量远远高于其他外科手术。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给伤员造成永久性的肢残，叶衍庆将国外学到的股骨颈囊内骨折三刃钉内固定等新手术应用于临床，并在国内加以推广，经他治愈的伤员有千人之多。

　　白衣天使们的付出，如星火传递着希望。1940年，一个名叫沈洪的15岁少年因急性阑尾炎住进仁济东楼。他的父亲说：“仁济三等病房有减免费病床，是给贫苦大众住的。给你住二等吧，照应好。”急诊护士却说：“在仁济，不管穷人富人，不论二等三等，我们一视同仁。”时值暮春，室温宜人，沈洪记得，“被窝里却放了两只热水袋，使我在作更衣、擦洗等手术前准备时，备感温暖。不久，来了推车，盖被里也捂只热水袋，是为上手术台时打麻药针做皮肤消毒时不会冷。”手术翌晨，主治医生查房，美丽优雅的督察长带着护士、实习生来，还和男孩开玩笑，让他忘记了害怕和刀口痛。他后来这样写道：“在仁济东楼14天，决定了我人生航向：走从医之路！”

　　此时，距离英国人威廉·洛克哈脱决定到上海来开“雒氏诊所”，差不多正好一百年。

　　镌刻在院史室内的12信条

　　抗战胜利后，仁济医院除了聘请了骨科专家叶衍庆之外，还邀请了内科专家钱建初、妇产科专家郭泉清、胸外科专家邱少陵、小儿科专家郭迪、泌尿外科专家陈邦典、耳鼻喉科专家毛承樾、神经科专家王慰曾、眼科专家凌炽桓、放射科专家邹仲等为特约医师或顾问医师。仁济医院的专家阵容，一时群星荟萃。

　　除了医生，女孩们到仁济学习当护士，课业压力繁重，工作非常辛苦，但职业稳定，受人尊重。在仁济工作的人都很珍视自己的职业。至1946年底，门诊已恢复正常，日门诊平均600人次。床位数已增至333张。

　　1946年，邱少陵在仁济医院做了上海首例肺切除术。同年，陈邦典医师与何尚志医师在推广膀胱镜检查的同时首次成功施行全肾切除术，并开展了尿道修补术。1947年，董方中、李杏芳夫妇从美国回来后，推动了普外科和麻醉学的发展。普外科大手术如胃、胆、直肠、甲状腺切除等也先后开展、普及起来。随着抗生素的应用、血库的建立、输液方法的改进、手术室消毒隔离制度的加强，感染率、死亡率日渐下降，医疗质量显著提高，为仁济医院在上海乃至全国都赢得了声誉。

　　抗战后出任院长的陈邦典教授，牵头制订了仁济医院医德信条12条。第一条就是：“医者之一生，乃为他人非为自己，不思安逸，不顾名利，唯舍己救人而已。除保全人之生命，治愈人之疾病，宽解人之痛苦外无他。”其余还有“对病者仅以病者视之，勿顾贫富贵贱或其他”“若病者舍曾依托之医者，而窃就他医，则不可随便与谋，必先告其前医，闻其说然后从事”“纵使遭受威胁，亦决不利用医学知识作违反人类之行为”。

　　现在，这些信条还镌刻在仁济医院的院史室内，字字句句穿越时空，读来仍具发人深省的意义。曾经念诵过这些信条、又深具当代医务人员救死扶伤使命感的仁济医护人员，组成172人的队伍，在今年疫情发生后，已经毅然前往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武汉雷神山医院驰援至今。

　　（资料参考《仁术济世——上海第一家西医医院的百年故事》、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院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