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炳谦重义轻财，他的一生，主要以参与大量社会活动和慈善公益事业而闻名。尤其是他在天通庵路上创立上海第一家传染病医院——中国公立医院，成功地化解了1910年在上海发生的那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

　　粤商陈炳谦，祖籍广东广州府香山县先下恭都黄茅斜村（今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出生于澳门。其少年时便来沪谋生，由于天分高，加上勤奋上进，很快在沪上商界崭露头角。他是英国在华五大洋行之一的祥茂洋行的买办，致富后，他与其兄长涉足地产投资，两人都担任上海英国地产商业广告公司的董事，该行经营范围从进出口到保险、地产，无所不包。

　　陈炳谦重义轻财，他的一生，主要以参与大量社会活动和慈善公益事业而闻名。尤其是他在天通庵路上创立上海第一家传染病医院——中国公立医院，成功地化解了1910年在上海发生的那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

　　1910年10月，发生在东北，波及至上海，席卷于全国240个县的鼠疫事件，民众大批死亡，造成了全国百姓的极度恐慌。上海虹口发现鼠疫，消息一传出，就震惊了租界当局。为防范鼠疫在上海出现，租界当局多次颁布法令，并派出大批防疫人员。1910年11月3日(农历十月初二)上海的《申报》刊登出了《防范鼠疫之通告》：“为通告防疫事，现届冬令土木频兴，凡造屋之家，地板需离地二尺，实以干净灰土以鼠穴，因鼠身上之虱含有百斯笃菌……特此通告。” 两天后，当时的工部局派员来到阿拉白司脱路（今曲阜路）附近甘肃、开封、七浦等路“按户检查无知妇稚”。巡查中他们发现，在上海闸北甘肃路源昌里口袁森茂柴房店内，因染鼠疫连死两人，这一下子，引发了租界当局的极度恐慌。

　　多年来，租界当局一直把上海的鼠疫归之于华人不讲卫生，历次防疫法令也多针对华人。受此影响，防疫人员在虹口的检疫行动粗鲁无礼，如强闯民宅包括女眷住宅，对行路华人不问青红皂白，生拉硬拽，因而激怒了当地华人，遭到愤怒的华人围殴。针对虹口华人的激烈反应，租界扬言将采取断然措施。租界坚持把染疫病人送到租界医院强制隔离，虹口的中国市民却誓死不从，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从情理上说，不隔离病人，鼠疫极可能大范围传播，上海无论华人和洋人将无一幸免；然而严厉的隔离，将使虹口的中国人无法正常地生产和生活。

　　陈炳谦一开始就参加了上海商界领袖与租界当局的谈判，一直在思考合适的解决办法。他多次不顾危险，出入疫区，细心调查，对疫情有着真切了解。数次会谈后，他向租界当局郑重建议，鼠疫虽然可怕，但疫情并不像租界工部局想象的那么严重，可以考虑由中国人自己设立一座传染病医院，将染疫病人送到该院隔离，由中国医院自己聘请医生进行医疗，租界给以适当的指导和照顾。工部局没有否定陈炳谦的建议，但提出必须在四天内建成，否则仍须将病人送进租界医院隔离。

　　陈炳谦知道工部局是认真的，之所以限令四天，是真的担心疫情爆发，他建议虹口区的代表们接受工部局的条件，收购一家合适的民宅，进行改建，先对付过去。陈炳谦的这个设想说服了大家，并得到好友粤商张子标的鼎力支持。张子标同意将位于闸北的住宅补萝居花园让出，该院有一座洋式住宅，带有花园，环境合适。按照市场价，补萝居价值4万元，张子标只收取35000元，余下5000元捐输医院，购买各式设备器具。四天后，由补萝居改建的中国公立医院正式成立，聘请的中国医生也很快到岗就位。史料载：“陈君炳谦目击艰窘，力为匡赞，乃克稍轻负担，他如重要诸事端，亦赖其商榷扶护之力居多。”租界派人前来查看，只见院舍“房廊轩敞，华花木幽深”，认为“深合卫生之旨”。后来该院又陆续购进毗连隙地十亩，增建病房、自来水塔以及化验疫质所等，“各项医药仪器亦皆仿照外洋各国大医院之规制，悉求完备”。

　　至此，上海第一所中国人建的传染病医院——中国公立医院终于正式宣告成立，由中国红十字会发起人、近代著名慈善家沈敦和出任院长。由于医护人员工作认真，不辞辛劳，民众十分满意，工作进展顺利，至12月4日，10天内查验了8000余户，未发现一人感染鼠疫。在这场鼠疫风潮中，陈炳谦和广东商团精英一道为华人的尊严和同胞的健康福祉而竭尽全力，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正气歌”。

　　继中国公立医院建立后，陈炳谦还伙同粤商同伴创立了第二座颇具规模的公益医院——粤商医院(后更名为广东医院），于1923年落成,解决了广东同乡的大量涌入、看病难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