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重大传染病疫情处理是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重点，极为考验公共智慧、公共理性。

　　民主与自治

　　在学术界，对公共理性概念的研究主要围绕民主展开，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何实现自治。

　　民主关乎政治生活的主体地位，自治是政治生活的主体性自觉。隐含在这一价值理念下的基本问题是，个体在公共事务中到底享有何种基本权利，以及在自身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怎样发挥主体性，自觉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就公共卫生领域而言，如果个体的基本健康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就谈不上个体对他人、对社会的健康责任。因此，民主的要求首先表现为国家层面对个体健康权利的保护。

　　经验表明，只有尊重个体的健康权，积极发挥个体在危机管理中的主体性自觉，提升参与公共管理的智慧，才能迅速控制重大传染病疫情，保障社会共同体的利益。

　　当前，世界国家都面临有限社会资源和医疗卫生保障需求的矛盾。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尽管不同国家选择的路径有所差异，但建立一个将个体、社会与国家力量有机整合起来的健康责任共同体是一种基本共识。

　　尤其是，在重大传染病疫情面前，应该如何分配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如何保护个体的健康权利以及如何协调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发挥作用，都是需要详细研究的重大课题。

　　良法与善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应急管理中，需要进一步落实良法、善治的理念，将惩恶的主要手段——法律作为重要规范，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良法是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产生的法律，实质上是国家政治和社会治理公共理性的集中体现。良法必须体现科学性和现代化，不仅能事后惩恶，更应当事前防恶。

　　良法和善治是统一的。善治离不开法治，但又不局限于法治。通常来说，法治代表社会治理中的制度正义，善治的内涵要大于法治。

　　例如，善治是公共理性的主体化，首要内涵在于多元主体共治与自治的统一；善治还是公共理性的实践化，不仅防止公共权力遭到滥用，更重要的是能够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不因个体或群体利益之争而导致共同利益受损。

　　和谐与正义

　　和谐与正义是公共理性的终极目标。

　　和谐的价值理念自古有之。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柏拉图的“理想国”，墨子的“兼相爱”，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等，都表达了人类对和谐社会的理想与信念。可以说，和谐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所持的一种正确理性与合理秩序。

　　正义既体现在伦理道德和法律制度之中，也体现在危机治理的公共理性之中。它是平衡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利益关系的有力杠杆，甚至可以说我们要依靠正义来获得和谐。

　　在重大疫情应急处理过程中，需重点协调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和谐的医患关系。

　　在疫情面前，医患关系是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关系。人人都是医者，人人都是潜在患者，医患双方共担责任与风险。因此，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健康共同体能够迅速控制疫情的前提条件。无论是医者还是患者，都需要避免非理性情绪，齐心维护公共健康的基本正义。

　　二是和谐的干群关系。

　　在突发传染病疫情的应急处理中，网络谣言、交通和物流隔断、工厂企业部分停工会给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影响公共秩序的良性运行。为此，有必要构建完善问责制，确立应急处理的主要责任人，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履职尽责。

　　同时，可通过主流媒体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做到疫情信息发布的透明、及时、准确，有效防止恶意信息的传播；还应当加强基层干部的公共理性，避免滥用公共权力，推动实现干群合作共治的危机管理模式。

　　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应该看到，“非典”“禽流感”“猪瘟”等传染病基本上都跟自然环境有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需要保留敬畏之心，将保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保护动物的权利作为公共理性、社会共识。事实上，人类只有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本然状态，与自然建立起相融相契的关系，才能真正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本文选自《探索与争鸣》“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主题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