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传统法观念是一个复合的、多元的观念体系；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法律是“天理”“国法”和“人情”的三位一体。那么，中国传统法律在三者之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在一些学者看来，在法之上还有天理、人情。而这些规范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和封闭的。如果以“天”为“彼岸”，“人”为“此岸”，则“天理”架通了彼岸，“人情”架通了此岸，“国法”居中连接两桥，于是乎“天人合一”也就实现了，即实现了“天理”“国法”“人情”的“三位一体”。这就是古代中国的法理学。同时，情、理、法三概念的前后顺序排列也断非偶然，而是反映着人们对其轻重关系的一定认识。在中国人看来，“合情”是最重要的，“合理”次之，“合法”更次。此即所谓“人情大于王法”。由此，“法律”与“情理”，“援法断罪”和“执法原情”，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在古代中国法律实践中被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上是范忠信、郑定、詹学农三位学者所著《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一书中的创见性观点。

　　在中国人看来，所谓的天理，就是天下公认的大道理，天经地义，类似于西方人所说的“自然法”。“天经地义”的内容便是礼，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由此逻辑而推演出的一切道理、儒学，儒学所倡导的“三纲五常”之所以能够存世弥久，便是因其以思想的方式演绎出“天理”的具体要求，是顺应天理、高于律理的存在。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欲、恶七者非学而能”；何谓法？“法，非从天下，非从地生，发于人间，合于人心而已”。张晋藩先生在《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一书中对这种法律意识内部关系的概括可谓一语中的：“天理体现为国法，从而赋予国法以不可抗拒的神秘性。执法以顺民情，又使国法增添了伦理色彩，使得国法在政权的保证下推行之外，还获得了神权、族权和社会舆论的支撑，因而更具有强制力，这正是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统一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我国古代，判断一个案子是否公正，首先要看它是不是符合情、理、道德，而不是考虑是否严格遵照法律条文。因此，法律适用会因行为人尊卑长幼身份的不同而差异，刑罚因伦理而加重或减轻，并且赋予官吏在法律上有议、请、减、赎、当等特权，人情大于法律成了理所当然。所以，李泽厚在《漫说“西体中用”》中指出：“礼俗替代法律，国家变为社会，关系重于是非，调解优于判定，‘礼无可恕’却‘情有可原’等等，也就成了直到今日仍普遍存在的现象。它说明中国以‘礼’教为特征、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明已浸透到一般现实生活中、习惯风俗中，形成了超具体时代、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

　　时至今日，司法官员在工作中，应该如何处理情、理、法的关系呢？

　　研究表明，“情”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经过博弈、学习和基因承继已经内化的一种本能反应；而“理”则是人们通过主观努力对个中逻辑的一种抽象，是人们试图总结和把握社会交往规律的表现；而“法”则是在上述基础上对于人类社会合作秩序规则的有意创设，因而主观性更强。由此可见，“法”更体现了人们自觉干预社会生活、希望达至更好社会合作和争取社会和谐的努力。法律作为人类的创制物，是人类有限理性的重要表现，必定有其优点和不足。从生物进化上说，情、理、法之间，存在一个在产生顺序上的递进然后并存的局面。不管我们如何赞美和推崇人类的理性，但每当危难来临时，却经常凭着直觉和情感行动而把理性弃之不用。对此，美国思想家汉密尔顿说：“如果没有约束，人的情感就不会听从理智和正义的指挥。”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而司法人员应具有的是技术理性。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关键不是司法人员在案件处理中排除个人感情，而是在于理性防范和控制个人感情对案件处理的消极影响；必须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因素。

　　事实上，生活中所谓的“法不外乎人情”并没错。这里的“人情”，不是指人情世故和私情，而是特定社会时期人类普遍拥有的情感，而由“民情”发展而来的“社会习惯”便是法的重要渊源之一。在这一点上，我国法律从立法民主化、人本化上保证了“法不外乎人情”的实现，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性、反映民情、表达民意。而人们所主张的“法不容情”，指的是司法不应夹带私情。在司法实践中，个别司法人员存在教条、机械适用法律的问题，由此造成了群众对判决的质疑。对此，必须注意法律的普遍性与个案的差异性的统一，要通过法律文书说理和法治宣传，让司法人员和群众之间不同的思维形成共鸣，让司法人员职业思维成为雅俗共赏的“大家之作”，从而促使公众理解司法人员，尊重司法机构，自觉履行生效裁判。

　　（作者单位：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