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对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夯实高质量发展健康基础，意义重大。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疑难问题，严重制约查办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质效。

　　一是点多面广取证难，认定犯罪难问题长期存在。食品安全犯罪点多面广，“病死猪肉”“进口冻牛肉”“工业化学品发制水产品”“工业盐冒充食用盐”，每类案件证据收集的重点难点不一；大多是家庭作坊的个体户或小私营业主犯罪案件，“低”“小”“散”特点鲜明；多为共同犯罪案件，有的甚至形成“产、供、销”犯罪链条，涉及环节多、隐蔽性强、查处难度较大；犯罪对象通常已被消费而灭失；侦查取证困难，电子证据不好取证，一些小作坊经营者不（会）记账，销售额无法累计计算，最终能被认定为犯罪的数额偏少，量刑偏轻，容易引起人民群众不满。

　　二是具体标准还需细化。2013年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把“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细化为5种情形，只要具有其中之一的，就可以直接认定。但是对“严重超出标准限量”或者“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病死”“死因不明”等，缺乏全国统一的权威标准或解释，各地自行设定的参考标准科学性、合理性存在较大争议，且易导致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而选择犯罪地。实践中，可探索反向证明制度，司法机关证明食品中所含物质及含量，由犯罪分子证明该物质及含量“不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三是“掺入”是一种过程还是结果待确定。实践中，往往存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在食品成品中未检出，而在半成品中检出的情形。如甲利用涂有“琥珀酰胆碱”的毒针射杀生狗的办法偷狗，将毒狗卖给乙，乙明知是毒狗而屠宰后将狗肉对外销售，经检验狗肉中未检出“琥珀酰胆碱”，乙是否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本罪是抽象的危险犯，鉴定不出并不能代表没有危害物质，只要“在生产食品的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危害就客观存在，而且通常原料、半成品的证据更容易取得，将“掺入”理解为一种过程，而非结果，更能有效维护食品安全。

　　四是网络销售食品犯罪“管辖”问题需解决。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第4项：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存在关联，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明案情的，可以并案处理。但是应当合理划定打击范围，打击层级不宜过多，对于销售的上家，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可以并案侦查，但是对于上家的其他下家，应当移交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管辖。同时，为防止诉讼过分拖延，亦可以分案处理。但如果并案侦查后又分案起诉的，仍应按照规定指定管辖。

　　五是检验报告证据效力有待明确。《解释》第21条规定，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认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4条第2款、《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0条规定，检验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87条规定，非法定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不能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只可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而我国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往往是监管部门下属事业单位，缺乏在司法部门登记备案的食品司法鉴定机构。上述矛盾性规定，使得使用检验报告认定相关事实时难以“一锤定音”，此类实践难题亟待解决。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还遇到食品安全标准相对滞后、不统一，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认定难，此罪与彼罪的辨析与选择难等等问题，亟须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系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