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创新自信，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要实现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和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必须坚定创新自信，强化基础性科学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高质量的创新供给水平，才能达到引领发展、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科技体制参照“苏联模式”建立，实行中央计划管理。随后，科技体制经历一系列改革探索，科技创新能力和整体水平大幅增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取得多复变函数论、陆相成油理论、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等引领性科学成果，在战略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实现“两弹一星”、探月工程、载人深潜、量子通讯、超级杂交水稻等重大突破，为我国增强创新自信夯实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存在科技创新过多关注“SCI打榜”和数项目、数经费、数论文、数专利等“四数”评估导向。常规科学范式研究较多，引领性、原创性、颠覆性的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不足，对科学范式建构、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形成影响的科技贡献缺乏梳理和阐释。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我国论文专利全球排名领先，而基础科学研究不强，基础性技术创新存在诸多卡脖子问题的悖论现象。

　　基础性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前者是通过数理实验建构的基础科学体系，探究科学的本质和规律，关注求真的认识论和世界观；后者是技术创新，包括卡脖子技术、关键技术、颠覆性技术、战略高技术等，通过掌握运用科技规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注的是求“力”的价值观和国家意志。坚定创新自信强调求真和求力的融合互促，不仅包括科技生产力，还包括生产关系的改革调整以适应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兼顾科学技术、人力资源、经济结构乃至社会需求等多重社会要素。佐托瓦（Zotova）指出，美国近25年的经济增长，超过半数以上归功于以基础研究为动力的研究和开发。

　　托马斯·库恩指出，自然科学的发展除了按常规科学一点一滴的积累之外，还必然要出现“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不仅仅使科学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且还会引起人们世界观的变革。唯有坚定创新自信，强化基础性科学研究，才能实现率先突破赢得发展先机。

　　一是提升创新集中度，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资源保证。加强基础性科学研究投入，为基础研究工作的长期性、稳定性提高制度保障，优化科技创新条件保障，改善研究投入结构。提升创新经费集中度，好钢用在刀刃上，避免经费多头配置造成力量分散。我国研发经费中超过84%用在试验与发展项目上，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不足6%；应用研究占10%左右；而英国、法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超过60%，瑞士超过30%的经费占比投入基础研究。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仅占比GDP的0.11%，美国、法国的占比约为中国的5倍左右，仅相当于瑞士占比的九分之一。坚定创新自信，突出重大成果产出导向。组织资源力量集中攻关，解决基础性科学问题。基础性研究院所要保障和稳定支持科研人员研发经费，解决顾虑与困难，使得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全神贯注地进行基础性研究工作。

　　二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可替代作用，为基础性科学研究提供组织保障。西方科学起源自希腊理性科学，发展近代科学，其制度保障是大学的产生。大科学时代更加需要大兵团作战和集中资源协同攻关，世界科技强国都拥有自己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现国家意志，抢占科技创新战略制高点。美国建设了全球最多的国家实验室，德国的“四大”协会或联合会汇聚众多一流科学家，法国建设国家科研中心、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原子能委员会等，承载国家意志，部署前瞻领域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发挥战略科技力量在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不可替代的攻坚堡垒作用，强化使命驱动和责任担当。推动国家创新布局与区域创新布局功能互补，有效衔接。建设以国家实验室、重大创新平台等为核心的国家创新体系，优化科技治理创新。推进国家、区域创新治理体系交叉发展，创新共同体共生治理体系嵌套创新主体内部治理体系，形成嵌套发展的创新治理格局，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三是优化科技创新队伍，汇聚创新磅礴力量，为基础性科学研究夯实第一资源。2016年，我国从事研发工作的研究人员达到1692万人，全球领先，超过美国的1351万人，俄罗斯的449万人。然而，每万人就业人员中从事研发人员，中国仅为50人，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等均为中国的2倍到3倍。完善推进高层次人才工作计划，加强对高层次人才和人才团队的稳定支持；加快凝聚培养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加大对优秀年轻人才的培养工作力量，激活创新活力。建立国内外高层次人才智力合作共享机制。发挥世界一流科研机构、双一流大学、战略科技力量和国家布局的创新高地对一类人才的吸引汇聚和培育，提升人才的研发能力。发挥人才团队协同创新的作用。重大科学工程和平台对人才具有磁场效应，发挥先进的科研平台和条件汇聚人才、培养优秀团队和人才的作用，形成优秀人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共生效应”。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构建人才创新的试错容错机制，赋予用人单位人才职称评定自主权，建立人才分类评价机制。

　　四是建设适应大科学时代的科技生产关系和学术生态，为基础性科学研究提供更优化的环境。强化基础性科学研究，改变急功近利的导向及其背后隐藏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导向。改变快出成果、发论文、申请项目、评职称、申请人才帽子的“科技怪胎”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很多科学研究要着眼长远，不能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强化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建设完善高标准的重大成果导向的评估体系。落实科技创新领域“放管服”政策落地，提升科技管理自主权扩大机制创新，建设现代科研院所治理和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切实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问题。健全完善科研管理和学术规范基础制度。

　　“历史经验表明，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唯有坚定创新自信，强化基础性科学研究，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源动力，不断满足人民的高质量需求，建成科技强国，为全球科技范式变革、世界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