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攸关民众健康、社会安定和国家战略安全。2018年9月美国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近期我国生物安全法草案已提请最高立法机关首次审议。国际生物安全形势发展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重要转折期。短期内，生物安全风险总体可控，但面临生物袭击威胁、新发突发传染病、两用技术风险等棘手问题；长期看，战略安全风险加大，亟须加强战略引导和技术攻关。

　　过去十年国际生物安全形势基本评估

　　国际生物安全形势基本走势是2000—2014年间总体保持温和可控状态，但2015年以来形势转向相对严峻。生物威胁已经从偶发风险向现实持久威胁转变，威胁来源从单一向多样化转变，威胁边界从局限于少数区域向多区域甚至全球化转变，突发生物事件影响范围已经从民众健康拓展为影响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传统生物安全问题与非传统生物安全问题交织，外来生物威胁与内部监管漏洞风险并存。

　　一是传统与新型生物威胁模式暗流叠加。全球生物军控治理处于“鸡肋”状态，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八次审议大会进展甚微，实施生物袭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反而有所增强。生物战理论已见雏形，美国防部开展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此外，新型的生物恐怖投送方式不断出现，追踪溯源面对严峻挑战，防范生物恐怖袭击难度大增。

　　二是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不断出现。近十年来相继出现了甲型H1N1流感、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高致病性H7N9禽流感、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中东呼吸综合征、登革热、埃博拉、寨卡等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在全球化背景下，疫情传播更快更广，即使远在世界另一极，就只是一趟航班的距离。寨卡病毒自2015年开始不到一年时间，就从巴西传播至全球，感染了40个国家约5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未来将会有多种源头的大流行“X疾病”。

　　三是生物技术发展带来的双刃剑效应与风险加大。科学家已在哺乳动物中首次实现“基因驱动”，基因驱动系统使变异基因的遗传几率从50%提高到99.5%，可用于清除特定生物物种。随着基因编辑和基因驱动技术的发展，基因武器风险越来越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对生物科技负面作用的管控体系和能力有欠缺，有明显的内部性威胁，同时生物科技在许多战略方向存在“卡脖子”现象，有隐性的外部性威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经过由外到内和由内到外的层层传导、相互作用，发展中国家面临形势通常更加严峻。

　　四是人类遗传资源流失和剽窃现象持续隐形存在。人类遗传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具有巨大的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但国际上围绕人类遗传资源的获取和使用，还存在各类“明取暗夺”现象。据俄罗斯多家媒体报道，美国系统搜集苏联地区传染病、菌株库以及俄公民生物样本，特别是美空军还试图搜集俄罗斯公民的滑膜组织和RNA样本。法国《世界报》报道，对2014—2016年非洲埃博拉疫情期间患者检测血液样品的流向情况调查表明，这一领域西方国家的“血液外交”、生物剽窃现象大量存在。实际上，联合国《名古屋遗传资源议定书》虽然定义了“与生物资源交换相关的获取和惠益分享义务”，但其打击生物剽窃的宗旨的落实，还需要相关国家立法推进。

　　未来影响国际生物安全走势三大因素

　　生物安全与科技、军事、国防相互促动，同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因素相互交织，是有关国家主体、非国家行为体博弈的新兴领域。认识和处理生物安全问题，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须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全局运筹谋略。综合来看，除科技因素、自然生态因素外，影响国际生物安全走势“人”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

　　一是大国战略目标。生物安全以及相关的生物科技、生物经济利益，作为新科技革命的一部分，也自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期西方发达经济体大国竞争博弈共存的重要筹码、战略新边疆，并受其影响。同时，围绕先进生物技术的国家间地缘经济竞争，加剧了建立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国际准则的挑战。从历史长周期看，美国推出《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符合美国主导新兴科技发展国际进程的一贯策略，既坚持发展与安全两手抓，两个方面谋取战略利益。

　　二是政策与治理因素。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的社会伦理法律和环境问题越发突出。国际经验表明，谁能率先在生物技术两用性治理方面形成典范，谁就能占据伦理制高点并立于不败之地。美国作为生物技术强国，一直走在生物安全立法规制和治理建设的前列，并持续加强其法规体系和治理体系。2010年以来，美国先后发布《美国生物经济蓝图》《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下一步举措》《实现生物技术产品监管体系现代化》《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监管政策》《美国政府对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的机构监管政策》《关于潜在大流行病原体管理和监督审查机制的发展政策指南建议》，力图保持生物技术研发处于良性轨道、维护公众信心，营造“合规”国际氛围。

　　三是智库和话语权因素。研判生物科技及其对经济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地缘政治的潜在影响，抢抓国际生物安全话语权，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需要极大的战略智慧，也因而成为国际有关智库的重大议题。近年来，美国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国防科学委员会、国防大学技术与国家安全政策中心、空军大学非传统武器研究中心、兰德公司等战略安全智囊，纷纷加强生物科技与国家战略安全研究，预测未来10—20年，生物科技领域进步和技术扩散对战争形态、对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美国科学院、生物安全国家科学咨询委员会、波多马克研究所、生物防御蓝带研究组、核威胁降低倡议组织等科技政策智库，围绕新兴生物技术、两用研究与技术两用、技术扩散、以病原为核心的管理体系漏洞、管理与研发体系改革路线图、科技开发与管控战略、相关法律法规修改等议题，频频发声，谋划推动政策与技术的融合。国内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等相关研究单位的战略研判亮点纷呈，如生物制生权、生物国防，对于推进生物安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2035年前生物安全形势演变趋势与研判

　　展望未来15年，国际生物安全形势将发生深刻变化。生物科技与其他技术领域交叉融合，推动塑造未来经济社会面貌和战争形态。但同时，国际生物科技研发活动的规范准则碎片化、失序运行，潜在安全风险和利益冲突有恶化趋势。生物安全出现新“事态”“势态”“世态”“时态”已成定势，在战略安全中地位将进一步提升，更加强调主动防御、主动塑造。虽然总体生物安全风险处于临界可控状态，但局部领域安全风险剧增，可能出现更多的传染病疫情，生物入侵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物恐怖和生物犯罪活动增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谋划人类生物安全，成为一种全新战略选择。

　　发展中国家还可能面临一些“老大难”问题。国家战略上比较重视，虽然维持一定力度的生物安全公共投入，但在政策协调、组织人事、内政外交国防方面存在薄弱环节，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存在短板，难于有效抵御网络生物安全等新型生物威胁。在国际生物安全规则制定方面话语权有限，受到较大制约。因而，需要积极适应未来科技社会伦理舆论环境，加强智库战略研究和人才培养，及时制定并实施科学合理严密规范的政策，抢抓国际战略传播话语权，避免伦理争议，冲出生物技术两用性带来的窘境，让科技真正为人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