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国家首先开始尝试现代意义上的联合防疫机制。1851年，首届国际卫生大会在巴黎召开，参会者以欧洲国家为主，并且以解决欧洲发生的疫病为主要目标。1902年成立的泛美卫生组织则是美洲各国的联防联控机制，致力于美洲范围内的疫病防治。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欧美国家在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而针对殖民地的各种医疗卫生问题，构建区域性联合防疫机制的经验也被欧美国家移植到这里。

　　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地区从19世纪末开始共享疫病信息、交流防治经验，疫病防治甚至被视作谋取本地区话语权和增加影响力的工具。美国作为这一地区的后来者，更希望通过展示菲律宾卫生治理的成果以美化自己的形象。因此，在1908年借举办菲律宾群岛医学会之机，美国驻菲律宾殖民政府倡议成立远东热带医学会，得到周边国家的响应。远东热带医学会致力于协调区域各国围绕本地区主要流行病和恶性疾病开展合作研究、治疗和预防，其成立宣言即指出学会的目标和宗旨在于“推动热带医学研究，促进本地区各个国家，就其医学与科学的责任和兴趣，加深友好交往”。从1908年到1938年，除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外，医学会先后在马尼拉、巴达维亚、新加坡、东京和南京等城市召开年会，参与者主要为本地区的医学人士和卫生官员。

　　远东热带医学会自成立起，主要围绕两项事务开展工作。第一项是尝试共同防治区域内的流行病，重中之重是当时肆虐各国的脚气病。脚气病是因维生素B1缺乏而引起的神经与运动系统疾病，严重者可因瘫痪、胸腔积液和心功能衰竭而毙命。幕府将军德川家茂即因脚气病去世，其妻也同病而亡。稻米是本地区的主食，19世纪后期随着机器加工稻米的普及，精米进入普通人的餐桌。富含维生素B1的米糠则被彻底去除，脚气病就是在此时成为高发病。1912年，菲律宾殖民政府卫生局长维克多·海瑟在医学会年会上提出了防治脚气病的具体措施，包括控制精米中五氧化二硫的比例（即保证维生素B1的摄入量）、将精米与糙米掺杂后销售、对精米的生产与销售商加税等，但因技术困难且影响米业利益而被否决。此后，脚气病仍然是医学会重点关注的问题，并成立了政府间委员会专门研究各国都能认可的防治方法；每次年会也都设有专门小组进行讨论，1925年中日两国医生还发起了联合调查活动。此外，医学会也十分重视本地区其他常见流行病如霍乱、伤寒、疟疾等，后来又关注结核病、寄生虫病以及个人营养问题等。

　　第二项工作是建立流行病信息共享平台。这一区域人口分布较为集中，且历史上形成了频繁密切的人员物资交流，流行病一旦暴发很快就会扩散，所以流行病信息的共享尤为必要。为此，医学会主要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是界定何为“流行病”，即确定哪些疾病应当信息共享。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医学会决定将天花、霍乱、鼠疫、斑疹伤寒和黄热病列为最高等级的流行病，本区域内任何一地一经发现，每周必须向其他国家至少通报一次情况直至疫情解除，报告中需附有典型案例的详细情况。其次是规定区域内的联合检验检疫措施。医学会在1910年通过决议，区域内所有跨国船舶必须携带由起航港口使领馆或政府签发的《卫生证明书》，如果船舶在航行途中发现病例，则需立刻向到港国和起航国报告；1913年，又进一步建议各国和各殖民地政府商讨更为严格的检验检疫措施，由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牵头，但因一战爆发而中断。

　　无论是战争期间发生的疟疾，还是战后流感、伤寒大流行等，都促使国际社会意识到区域防控的有限性，而广泛的全球卫生合作可以更好地预防疫病、减少社会冲突。因此，1921年国联卫生组织成立，远东热带医学会也积极参与其中。

　　其一是主动与国联卫生组织合作，将本地区的疾疫信息呈报给后者，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联卫生组织在太平洋沿岸亚洲地区的咨询与合作机构。国联卫生组织在成立时明确指出，该组织旨在联合各国政府、区域性卫生组织和慈善机构，共同应对卫生挑战。远东热带医学会成立之初曾言“医学是全球的”，第五次年会便倡议本地信息共享的同时报送国际卫生大会，第六次年会则决定与国联卫生组织开展公共卫生官员的交流互访项目。正是在远东热带医学会的协助下，国联卫生组织于1925年成立了首个地区分支——东方局，其管理层中不少也是经常参加医学会会议的专家或官员。东方局与远东热带医学会合作整合本地疫情信息，进行疫病防治，仅1925年就向国联卫生组织发送47份报告，1938年则高达180余份，主要内容是本地区流行病的风险和应对措施。此外医学会关注的问题也逐渐与国联卫生组织同步，后期对营养与乡村卫生的关注即为此例。

　　其二是国联卫生组织采纳了医学会的许多措施，尤其是联合检验检疫。此前各区域性卫生组织往往只关注本地区的重点疾病，在疫情管控时很少注意到其他地区。尤其是国际卫生大会，欧洲中心的倾向极为明显。1922年，远东热带医学会向国联卫生组织提议要更加重视亚洲流行病和防疫，国联卫生组织派出考察团重点考察远东热带医学会的工作。他们发现，远东热带医学会实行的联合检验检疫制度，即要求对离港和到港的跨国船舶均进行严格的检验检疫，可以有效预防疫病的发生和扩散。为此，考察团建议国联卫生组织采纳这一措施，并根据疫病历史、当地卫生状况等标准对东亚、东南亚各港口实施分级分类管理。这些建议不但得到东亚、东南亚各国的普遍支持，并促使各国改善卫生设施，加强规范管理，最终也被国联卫生组织所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区域联防组织主要由殖民帝国主导，殖民地的利益常常被忽视。例如参与国际卫生大会的欧洲国家虽然有遍布世界的海外殖民地，但大会对欧洲以外的流行病却几乎不管不问；而远东热带医学会的参加者主要包括本地区各殖民地政府如港英政府，殖民帝国如日本以及在这一地区拥有广泛影响力的英国、法国、美国、荷兰，还有表面上独立的暹罗等国家。对于殖民者来说，远东热带医学会不仅是这一区域的疫病防控机制，同时也是帝国扩张的工具。欧美国家将其作为展示西方制度优越性和殖民地“文明开化”的窗口，新兴帝国日本更视其为增加话语权的平台，不但派出包括陆海军官在内的庞大代表团，而且多次谋求主办权。日本在医学会上收集疫情信息，同时也积极推广本国防疫经验，试图打破欧美国家的话语权，呼吁去除名称中带有欧美殖民色彩的“热带”，以减小欧美国家的影响。

　　随着一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日本军国主义崛起以及经济危机的发生，远东热带医学会的工作开始受到冲击，二战的爆发使其活动彻底终止，1938年在河内召开的年会成为绝唱。远东热带医学会作为太平洋沿岸亚洲地区第一个区域性联防联控机制，虽然只存在了30年，但其初步搭建起本地区疫病知识的交流网络，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建构发挥了一定作用，成为二战后疫病防治全球合作的先驱，其经验和成果值得重视。

　　（作者：李文硕，系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