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首位度概念是伴随首位城市而来的，是对首位城市规模和影响力的一种量化，最早由学术界提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1939年，美国学者马克·杰斐逊为了研究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规律，将一个国家或区域内人口最大城市定义为灵长类动物城市，也称为首位城市，发现首位城市总是大的异乎寻常。首位度便是具体量化城市“大的异乎寻常”的指标，以一个国家或区域内首位城市与第N位城市人口数量之和的比率表示。

　　首位城市被赋予带动国家和地区发展更多更大责任

　　常用的首位度测量指标有“两城市指数”“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分别用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数量之比、首位城市与第二至第四位城市人口数量之和的比率、首位城市与第二至第十一位城市人口数量之和的比率表示。通常认为，两城市指数为2左右、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为1左右是最优的首位城市规模。这种建立在人口规模基础上的城市首位度最为简单易行，被学者们称为狭义城市首位度。到上世纪80年代，首位度概念被引入我国，并广泛用于区域城镇体系研究中。随着以超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首位城市被赋予带动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更多、更大责任。学者们不断扩宽首位度内涵，在人口首位度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首位度、产业首位度、科技首位度、人才首位度、文化首位度、功能首位度、和谐首位度和全域首位度等。这种不断被拓展延伸的首位度即为广义城市首位度。还有一种学界常见的首位度评价方式是以通过构建一整套指标体系来测算的，这种评价体系兼顾多方面、多层次因素，设立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甚至三级指标，对城市首位度进行全方位的整合分析。

　　人口增长率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城市首位度

　　由于人口首位度和经济首位度具有简便、直观、好衡量等优点，常用的城市首位度指标主要是这两种。而影响我国这两方面城市首位度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长率、人均收入水平、开放度、地理环境、政治制度与政策等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增长率是影响城市首位度的直接因素。从人口首位度的定义可知，人口增长率越快的城市的首位度越高。这对衡量国家间首都城市首位度差异是合理的。但对于地缘相近、文化差异小、医疗健康水平相当的区域或省域城市首位度，人口增长率的作用不那么明显。

　　第二，人均收入水平对于城市首位度的影响较大。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指出，工资差异是劳动力迁移流动的首要原因。因此，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首位城市的人口扩张越快。特别是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提升其收入水平，不仅有利于发挥人才集聚的引力场效应，扩大城市首位度，还能为首位城市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文明成果，进而扩大城市竞争优势。

　　第三，开放度与城市首位度提升有正向相关关系。提高首位城市开放度，有利于要素、商品与服务相对自由地跨区域和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首位城市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增强城市经济活力。开放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两者对提升城市首位度同样重要。这是因为，对内开放减少了地区贸易壁垒和贸易成本，吸引更多资金涌入首位城市。而对外开放度越高，代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越深入，有利于首位城市形成更大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其整体竞争能力和经济规模。

　　第四，首位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其首位度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一个首位城市属于港口城市，那么其具有经济发展先天优势。港口是水陆交通的集结点，与外界进行广泛与频繁的人员与物资交换，特别是承载着强大和数量惊人的物流。由于交通枢纽效应，加上国家经济政策的支持，属于港口城市的首位城市规模将会比内陆城市更大。同样，临近港口城市的首位城市也会受港口城市的辐射影响。

　　第五，政治制度和政策影响城市首位度。在许多国家，当政府政策选择偏袒一个（或几个）城市时，城市之间将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当然，这些受偏袒的城市通常是国家首都和省会。偏袒的方式可以采取资本市场、进出口市场和生产权许可的限制形式，也可以是选择区域间运输和电信的投资支持等。另外，各省为促进经济发展而选择的城市空间布局战略也会对城市首位度产生影响。

　　更应下足功夫提升创新首位度

　　城市首位度的提升虽然对首位城市本身的发展具有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对“近首城市”及周边地区起着示范与带动作用的同时，发挥溢出和辐射功能。但不适度提升城市的人口首位度也会带来“大城市病”等负向效应。而且，由于我国各省市发展现状不一，再考虑广义城市首位度包含人口首位度、经济首位度、创新首位度、产业首位度和文化首位度等多个方面，对于是否应该提升我国的省会城市首位度，其实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因地制宜，下力气解决各地城市首位度的薄弱环节。例如，在以GDP衡量的经济首位度排名中，南京在我国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中排名靠后，提升经济首位度就成为南京提升首位度的重点领域；而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我国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各省为了赢得创新发展主动权，实际上更应下足功夫提升创新首位度。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