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首次将空间规划设计与文化传承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或纵或横，绵延千里万里，联通过去现在，再现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必将成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性文化工程体系。

　　12月5日，中办、国办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长城、大运河和长征有着不同的时空形态，但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长征”弘扬的是“革命文化的强大感召力”，那么“长城”和“大运河”则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它们或纵或横，绵延千里万里；彼此呼应，联通过去现在，在广袤的天空之下、辽阔的大地之上，再现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描绘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主体框架，必将成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性文化工程体系。

　　以大运河为例。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继《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之后，中央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

　　截至2017年末，我国城市公园已有15633个。但多数只是从城市景观、市民休憩等功能来建设，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教育并不密切，还有一些则由于在规划设计上模仿西方，严重扭曲了城市空间的历史文脉，沦为“贪大、媚洋、求怪”的反面典型，并因此成为我国城市空间治理的主要问题和对象。国家文化公园首次将空间规划设计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为大运河文化带核心空间规划建设确立了文化主题和灵魂，打上了鲜明的民族印记，对扭转一个时期以来盛行的各种“洋大怪”设计和建筑风格，重建运河两岸历史形成和积淀的空间布局、建筑样式、文化特色和审美风格，彰显其内在的中华文化的理念、精神、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具有重大的空间战略布局意义。

　　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优秀文化传承保护利用的战略选项。大运河沟通融汇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六大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富集区，也是展示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和精神面貌的巨型时空平台。如《纲要》中强调的“儒韵风尚”，包括以儒家文化、泰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标识，以曲阜孔庙、孔林、孔府和泰山为代表的具有突出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南旺分水枢纽、戴村坝等水利水工科技遗存，鲁故城、明故城、寿丘少昊陵、孔子诞生地尼山、孟子诞生地九龙山等大遗址、文物保护单位等，对于展示、传承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均有不可替代的标识意义。这虽然说的是运河两岸的齐鲁大地，但对其他五大区域文化同样是适用的，在京津、燕赵、中原、淮扬、吴越等地，也都可以列举出一连串历史积淀深厚、文化记忆绵长的地名、人名、文物、景点等。就文化现代化的角度看，这些区域文化不仅有明显的互补性，也是治疗当代文化问题的重要方剂。重建这些优秀传统区域文化的内在精神，无疑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战略选项。

　　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试验台、示范区和战略突破口。《纲要》中的中国大运河，不仅包括京杭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还把浙东运河列入。规划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省(市)，城市数量比2014年大运河申遗时多了10个。同时，建设任务涉及文化、历史、科技、规划、经济、地理、水利、生态、民俗、艺术等领域，时间紧、任务大、内容多，必须找到战略突破口。就此而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与大运河文化带，是一种整体和部分、全面发展和重点突破的内在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赖和互动共生的。结合部分省市已自行启动的规划和工作看，《纲要》把大运河文化带划分为核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其中核心区为150个县(市、区)，既是孕育形成运河文化的主要历史空间，也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关键区域。从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角度看，大运河国家公园的选址必须满足文化资源富集、生态环境良好和文化旅游具备一定优势等基本条件，既是文化带建设的重点，同时也能实现与旅游带、生态带的功能叠加，成为展示“魅力运河”“美丽运河”“多彩运河”的重要文化标识。由于遗产资源丰富，各界高度关注，150个核心区必然成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首选空间，并作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试验田和示范区来定位。

　　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需合理规划布局，与大运河生态带的要求相匹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除了通常要注意的选址不能破坏资源、建设不能超越保护红线、使用不能超出“点段本体”的承受力等，在顶层设计上，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文化引领、符合大运河文化带保护传承利用的规划理论和方法。在城市和区域规划中，沿“轴”“带”分布的“集聚区”“功能带”“增长极”“示范点”等，是规划和建设的核心或重点，也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共服务密集布局的空间。这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中主义”的规划模式，集中化、集约化、密集化、轴带化是其基本要求和特色。这种规划理念本身是有偏差的，因为它忽略了城市规划应有的“分散”“疏解”功能。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运河沿线城市为主要支点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也必然引发沿线资源、人口、产业、信息的快速集聚。因此，在规划布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时，非常有必要换一种思路，即在合理集聚、聚焦的同时，与大运河生态带的要求相匹配，合理布局空间和功能，尽可能避免因过度集中、集聚和集约而导致新的城市病。《纲要》在大运河空间布局方面提出：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思路，构建一条主轴带动整体发展、五大片区重塑大运河实体、六大高地凸显文化引领、多点联动形成发展合力的空间格局框架。这应该成为大运河国家公园规划的基本指引。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