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与瘟疫的抗争和较量史。古今中外，人类一直用自身的智慧和勇气与疫病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寻求各种防疫和治疗的方法。其中，中国古人几千年来创制的各种预防和治疗疫病的药方，可以为人类抗疫史写上浓墨重彩一笔。

　　辨证施治是中医治疗疫病最宝贵的经验

　　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了古老的防治瘟疫的方药。东汉中后期，我国中原地区疫情频发，医圣张仲景对建安疫病证治进行理论总结，著成《伤寒杂病论》。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并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杂病论》载方113个，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晋人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书中还记载了以药物少许，纳鼻中防治疫病，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有效的方法。再如以药物制成药囊佩戴于胸前、挂于门户、烧烟熏居所来防治疫病，这些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流传很广，至今仍有沿用者。

　　此后历朝历代，涌现出大量治疗疫病的医家，他们在继承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疫病的特点不断创新。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载有多个治瘟、辟瘟方剂，《千金方》还记载饮用屠苏酒防疫的方法。金元名医李东垣创制补中益气汤来治疗鼠疫这种烈性传染病，为后世树立了甘温除热法治疗疫病的典范。1642年，明代吴又可集“平日所用历验方法”写出了我国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温疫论》。其重要成就之一就是创立新的治疗学，疏利透达膜原法，创立达原饮治疗，提出“客邪贵乎早逐”的观点。清代余师愚创立了大清气血方“清瘟败毒饮”，用于治疗乾隆33年之疫。清代名医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的理论和方法，把温病学说推向了新的高度。后来的吴鞠通又在前人基础上，创立了三焦辨证，并制定出一套比较系统的温病治疗方剂。以上种种，构成了中医温病学和药物治疗的完整体系。

　　由此可见，疫病不同，治法不同，药物不同，但都是在坚持中医基本原则指导下的辨证施治。在整体中医理论指导下，分析疫病的病因、病机，确立相应的治法和药物，这就是中医治疗疫病最宝贵的经验。在近代以前，对抗瘟疫方面，中医无论是辨证，还是药物治疗，比同时代的欧洲医学进步很多。

　　抗击病毒感染依然任重道远

　　据统计，人类75%的传染病是病毒引起的。在公元前1400年的古埃及，就有病毒被发现。直到20世纪初，国际上病毒研究才刚刚起步。虽然在分子病毒学领域人类不断取得新进展，但对病毒的研究仍远远赶不上病毒的进化速度。病毒进化和变异的结果表明，病毒具有现代分子生物学已有原则不能解释的“不明机理”。

　　现在，在全球引发新冠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迄今为止尚没有直接有效抑制病毒的药物，无论是中药、化学药品还是疫苗，都还在尝试之中。令人欣喜的是，我国医学界尝试进行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在减少危重病例和死亡病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人类对病毒的认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病毒的不断变异更是给这种认知增加了难度。已经有数据显示，最早研发成功广泛用于治疗甲型和乙型流感的奥司他韦，已经有了病毒耐药的报道，这说明人类在研究抗病毒药物的同时，病毒也在寻求变异以对抗药物。此外，研究表明，世界上至少有32万种可以感染哺乳动物的病毒，这其中为人类所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面对如此复杂的微生物世界，人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场局部的疫病都有可能演化成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任何国家、民族和个人都难以置身事外。

　　人类为了生存繁衍下去，注定还要不断地同各种疫病作战。面对瘟疫这个恶魔，东西方文明都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斗争。无论是传统的中医学还是现代西方医学，均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医学实践来对抗瘟疫。期待有更多防治疫病的科研成果被研发出来，为全人类谋求更多的福祉。

　　（作者单位：广东药科大学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