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高峰之作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作家有深厚的生活积累、有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悉、有对人类文学经验的了解与吸收，也需要批评家与时俱进的艺术眼光和阐释力，需要读者发展着的艺术感受力，文学高峰一定是由作家、批评家和读者共同创造出来的

　　没有高峰，一个时代的文学就没有标杆可寻

　　今天要出现高峰作品或高峰作家并非易事。原因在于，其一，从古至今已经有那么多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高峰林立，后来居上谈何容易，哪怕要比肩而立也困难重重；其二，同时代作家作品数量空前庞大，好作家多，好作品也多，自然很难凸显佼佼者；其三，今天的文化愈来愈多样化，人们的文学认知和评判标准各不相同，要大家公认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出类拔萃并不容易达成。

　　尽管有上述客观情势带来的困难，新时代依然需要高峰作品和高峰作家。因为没有高峰，一个时代的文学就没有标杆可寻，就没有引导力量。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状，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总结，也敦促我们开拓思路、探寻未来。对于作家主观来说，应该坚信有向高峰迈进的路径，否则创新与提升就会动力不足。虽然文学创作是高度个体性的精神生产，不受公式、原理等条条框框约束，然而，作为一种理论探讨，我们依然能够而且需要去探索接近高峰的种种路径与可能性。

　　1859年，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里就肯定了拉萨尔关于理想戏剧的观点，即“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恩格斯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恩格斯肯定的“戏剧的未来”也可以说是叙事类文学作品的理想高度。直至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指出，莎士比亚之后的文学史都处于莎士比亚影响的焦虑之下，所有后世作家都要与莎士比亚这个“父亲”一决高下，才能确立自己在文学史的位置。布鲁姆梳理的二三十位深受莎士比亚影响的作家，无疑是莎士比亚以后西方文学史上的高峰，从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当年肯定的莎士比亚剧作的艺术高度，长期标志着西方文学的艺术高度。

　　反观中国当代文学，思想深度、历史反映的广度、莎士比亚式生动性与丰富性的融合，同样也是诞生高峰之作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中国文学有着不同于西方文学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土壤，我认为，结合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以下几方面应该着重作为推动文学高峰的努力方向。

　　在洞悉历史现实与感悟生命中达成思想的深刻

　　正如恩格斯所肯定的优秀戏剧作品应该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那样，高峰作品或高峰作家无疑必须有思想深度，能够抓住他所表现的历史的实质，有勇气揭示他所处时代的深层次问题。所有这些，并不是在作品中故作理性状的夸夸其谈，而是来自个人心灵深处与历史相通的精神回响——对历史、对时代没有态度的作品不可能是深刻的作品，没有触及历史深处的作品也不可能震撼人心。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作家主体强大的心灵投射。在对历史的体验和揭示上，作家不能把自己看作历史的绝对评判者，尤其不能下简单片面判断，历史的复杂性往往会让博大的心灵深陷沉思之中。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经分析过托尔斯泰的思想意识，他认为，托尔斯泰对历史的关心，有着一种更切实属于他个人的起源，似乎发源于一个痛烈的内在冲突，在《俄国思想家》一书里，他分析道，“他的实际经验与他的信念之间的冲突；他的生命慧见，与他关于人生、他自己应当如何、他那些慧见如何才能持久的理论之间的冲突”。

　　作家的思想意识一定是在对历史现实的洞悉中形成，同时也是在对自我生命的感悟中达成独有的深刻性，这样的作品才可能在思想上有真情实感，才可能表达出对历史的深刻意识。如果只是根据概念，根据流行的辞藻来表现历史和现实，那肯定达不到独特和深刻。对于身处新时代的中国作家来说，这就意味着要投身于这个充满变革的富有活力的时代，真正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时又要对时代有深刻认识，才可能真正写出有时代感的作品。

　　参照古今中外伟大作品谱系，广泛吸收经典养分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学艺术成果，我们今天所期待的高峰，无疑也是在人类伟大作品谱系里来衡量，如果没有这个尺度，高峰就很难真正称其为高峰。而没有吸收古往今来人类文学的优秀成果，如何可能创造出可以与之比肩的伟大作品呢？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道理不言而喻。

　　以中国现在取得较大成就的作家来说，例如莫言、贾平凹、张炜、王安忆、铁凝、苏童、格非、阿来、麦家等人，无不是在阅读吸收古今中外文学经典方面下足了功夫。莫言曾谈到他早年在小书店里第一次读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激动得浑身燥热，读了十几页就赶紧放下，跑回宿舍去继续写自己的作品。因为他怕读太多了，会被强有力的作者控制住，他要保持自己的感悟，用自己的创造性去探索自己的文学世界。像贾平凹这样的作家，看上去乡土味极其浓重，似乎是道道地地的西北生活浸染了他，西北风土民情养育了他的全部写作。而事实上，贾平凹与文学经典的关系同样极其密切，曹雪芹、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马尔克斯都曾给予他重要启发。至于像苏童、格非、麦家这样的“60后”作家，他们的创作更是一直走在与欧美现代主义较量的路途上。让人注目的是，“70后”作家也没有囿于自己的小世界，没有拘泥于眼前的现实，他们对人类优秀文学经验的捕捉同样下气力，这也是他们近年来创作大有起色，正在形成自己路数和风格的一大动因。

　　文学批评应与时俱进提升判断力与阐释力

　　一个时代要产生高峰作品和高峰作家，离不开文学批评。如果文学批评失去判断力和阐释力，即使有杰出作品和杰出作家摆在眼前，也只会当作庸常之作视而不见。当然，读者也同样重要，读者的口口相传是作品获得声誉的根基。《红楼梦》这类古典作品的流传有读者和书家的自然传播，但是最早的脂砚斋评点无疑起到重要作用，随后王国维以降的几代红学家把它推到高峰地位。进入现代，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地位和经典化更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若无别林斯基，就没有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迅速崭露头角。果戈理后来思想认识出现偏差，别林斯基立即写公开信严加痛斥。这种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并肩同行的例子举不胜举。而当今时代，文学作品出版层出不穷，一方面是良莠不齐，另一方面是达到一定水准的作品不计其数，这对文学批评提出考验。在今天判断一部作品的水准，尤其是判断在一定水准线之上的作品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更加困难，需要极其敏锐的艺术眼光和不同凡响的阐释力。如果人云亦云，用旧有概念和僵硬尺度去套无比丰富且有独创性的作品，不可能看到什么好作品，更不用说发现高峰作品。

　　当然，今天文学作品经受文学批评检验的情况也十分复杂，这不只是因为阐释力的差别，也是因为立场和角度的差异，使判断和评价常常出现分歧。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迪亚诺在受奖词里表达过类似观点，与19世纪伟大小说家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因为“缓慢”而凝聚能量相比，互联网、手机、电子邮件和微博时代出生的人，他们的文学表达肯定会不一样，莫迪亚诺发现“私密”被当下作家赋予更多深度，可能正成为小说的主题。一个时代必然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今天把“私密”当作文学主题的作品，肯定与19世纪描写历史和时代变化宏大主题的作品相去甚远，要评价这样的作品，需要不同的文学感悟力和艺术尺度。固然，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未必非得要出现这样的小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今天文学作品的写法、今天表现的生活无疑与过去时代不同。这就需要文学批评能做出创新性评判，也需要读者对文学作品保持发展的艺术感受力。文学高峰一定是作家、批评家和读者共同创造出来的。

　　成就高峰之作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除了作家和批评家的主体努力之外，高峰的出现还应该有一个从容不迫的创作环境，限制太多或者诱惑太多，都很难出好作品。在市场化时代，文学一旦进入出版便具有商品性质，面临选择与被选择的诸多考量，越是这样，作家越要沉住气，不在乎各领风骚三两年的所谓“畅销”，而是以极大耐心和耐力打造精品，十年磨一剑，拿出“长销”之作。通往高峰之路注定曲折艰辛，只有那些具备深厚的生活积累、对历史和现实有深刻洞悉、真正把握住时代精神、比较全面了解人类文学经验、经得起读者和市场考验的作家，才可能创造出卓越的文学作品，才可能无限接近这个时代的文学高峰。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