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趣味主义”，把康德之“无功利”学说贯彻到底

　　如果说小说是“新民”的利器，则“趣味”则是梁启超人生观的核心。梁启超与其同时代人的一些思想家一样，把康德的无功利审美贯彻到其人生观中，并试图把它与道德贯通起来，以趣味涵盖、融合道德。他的思路是：趣味有真有假；有的东西看似有趣，但追根究底是反趣味的；真正的趣味不但带给人真正的快乐，也必然包含着德行与善；将趣味进行到底，也就意味着将美与善贯彻到底。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

　　既然趣味是人生的本质，则从根本上说，趣味无所谓好与坏。问题是，有的趣味并不能体现人的真正的内在的愿望与要求。并且，由于这些“趣味”是一种破坏性的嗜好，它对人的身心健康还会造成损害，最终其趣味无法贯彻底到底。真正的趣味应该是能够贯穿人生的始终的，应当拿来当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对人的趣味进行引导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必须让人从小就学会认清自己真正的趣味何在。梁启超举了《世说新语》中一个有名的典故为例：

　　所谓好不好，并不拿严酷的道德论做标准，既已主张趣味，便要求趣味的贯彻，倘若以有趣始以没趣终，那么趣味主义的精神，算完全崩落了。《世说新语》记一段故事：“祖约性好钱，阮孚性好屐，世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视財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簏，以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孚，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意甚闲畅，于是优劣始分。”这段话，很可以作为选择趣味的标准。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间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严格说起来，他就根本不能做趣味的主体。

　　既然趣味有真有假，有高尚趣味，有“下等”趣味，如何判定其真假呢？梁启超认为人生有四种真趣味：“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这四种活动之所以成为人生真趣味，并非因为它们符合道德要求，而是因为它们可以将趣味贯彻到底。比如赌钱，有人以它为爱好。赌钱者本是想从中得到快乐和趣味，但是，当赌输时，不但得不到快乐，反而会带来无尽的烦恼，以趣味始，以无趣终。相反，把学问作为趣味的主体，并非因为学问是“道德的”，而是因为学问的本质能把趣味贯彻始终。“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学问之趣味》）

　　（三）情感教育与艺术教育

　　既然主张“趣味主义”，把趣味作为人生观之核心，而趣味有高有低，有雅有俗，有真有假，那么如何让人们培养出高雅而真确的趣味？这其实也是前面“新民”主题的一个延伸或细化。在方面，梁启超接受了康德的知情意心理三结构说法，并把它与儒家的“三达德”相整合：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

　　在知育、情和意结构中，梁启超特别注意情感问题。他对文学中作品如何描写情感有过专深研究，写了《屈原研究》、《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等文章，专门探讨中国古典文学如何表现人的情感。并且，他提出，人类的情感不都是善的，也有恶的，所以需要情感教育。情感教育最有效的手段是艺术。

　　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们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期间内占领了“他心”的位置。因为他有恁么大的权威，所以艺术家的责任很重，为功为罪，间不容发。艺术家认清楚自己的地位，就该知道：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絮，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

　　“为而不有”主义与“知不可而为”——人生的艺术化

　　把趣味主义贯彻到底，便是人生的艺术化，“为艺术而艺术”、“为劳动而劳动”。梁启超称之为“为而不有”主义。一方面是“为而不有”，另一方面却又要“知其不可而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主义的两面。“知不可而为”主义是“破妄返真”，“为而不有”主义可以说是“认真去妄”。“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使世界从烦闷至清凉，“为而不有”主义可使世界从极平淡上显出灿烂：

　　为而不有，简单说来，便是无所为而为。既无所为所以只好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也可说是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所以归并起来，可以说这两种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

　　人生的艺术化并不意味着逃避或厌弃劳动。相反，它意味着责任感与敬业。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劳动。人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来充当消化面包的机器，自然该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认定一件事去做。由此，工作，劳动，才是人的本性。劳动亦非为了谋生，而就是人之本性的展开。所以，劳作、艺术、学问和游戏一样，成为梁启超眼中人生的真趣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