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美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的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超功利主义美学的奠基者，也是国内最早引介“哲学”和康德哲学到中国来的学者。1904到1906年，他集中发表了有关康德介绍和研究的文章，如：《汗德（即康德）之事实及其著书》（1904.5）、《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1906.3）、《汗德之哲学说》（1904.5）、《汗德之知识论》（1904.5）、《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1906.5），《汗德像赞》则是对康德哲学思想的概括和评价。之后，他接触到叔本华和采的著作，深受其影响。

　　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王国维以康德和叔本华关于审美无利害关系的观点以及席勒的美育论审视中国美学思想史，发现尽管倡导功利教化作用的思想居于统治地位，但也有重视审美境界的思想观点，这就是苏轼所说的“寓意于物”和邵雍所说的“以物观物”。这时，审美主体是“无欲之我”，“其视外物也，不以为与我有利害之关系，而但视为纯粹之外物。”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以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来解释《红楼梦》：生活的本质是“欲”，欲望带来痛苦，能够解脱痛苦的唯有艺术。因此，艺术是解脱人生痛苦的最佳途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艺术使人脱离功利计较，超越现实利害追逐。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籍，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否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

　　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亻齐)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生活之本质为“欲”，只有“美术”能摆脱欲之痛苦或无聊。这里，王国维用了一系列华丽繁富的比喻和形容来描述美术如何擢拔那些沉沦于生活之欲的苦痛之中人们。而它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美术有超越的功用，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

　　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犹积阴弥月而旭日杲杲也，犹覆舟大海之中浮沉上下而飘着于故乡之海岸也，犹阵云惨淡而插翅之天使赍平和之福音而来者也，犹鱼之脱于罾网、鸟之自樊笼出而游于山林江海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

　　“美术”之所以能承担起这样的重任，使人超越功利计较，是因为它把自然人生中原本属于功利关系之物以形象方式复现出来，从而使人可以超越其利害而直观其本真，使人脱离欲望纠缠而专注于纯粹之物我关系。所以“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

　　在另一处，王国维把美定义为“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显然，这直接源于康德有关审美判断的思想。

　　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也。虽美之为物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

　　从审美无利害关系出发，王国维进一步接受了康德美在形式的观点。他说：

　　一切之美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至宏壮之对象，汗德虽谓之无形式，然以此种无形式之形式能唤起宏壮之情，故谓之形式之一种无不可也。……故除吾人之感情外，凡属美之对象皆形式而非材质也。（《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

　　美和艺术既然是是使人脱离功利，超越世俗之心，则它看起来于世俗无用，于功利无补，却在更高场面上有大用，一种“无用之用”。

　　天下有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

　　美给人带来的是纯粹的快乐，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论教育之宗旨》）

　　王国维这一系列观点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史上超功利主义美学的发端。之后，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贽等人继承了这一传统。特别是他由艺术的超功利性进一步提出了学术的独立性问题，这在二十世纪的强大的功利主义美学潮流中成为空谷足音，到了八十年代再次焕发出生机与活力，直接推动了这一世纪最后一次人文启蒙。到今天，亦不失为时代的强音：

　　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汗德伦理学之格言曰：当视人为一目的，不可视为手段。岂特人之对人当如是而已乎，对学术亦何独不然。（《论近年之学术界》）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在现代中国人文历史上是一座巨大的丰碑，是现代教育体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在教育体制上，他十分强调教育的独立，由教育家来办教育，而不是由政党来办教育。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现代性的新教育体制。他所奠定的现代教育的原则“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更是广为人知。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才有后来成为人文学术重镇的北京大学。

　　蔡元培把美育作为教育的一个有机环节，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学说：因为美的无功利性，可以与人分享，并使人超越于具体实利得失计较，从而提高人的审美境界和道德境界。由此，它可以取宗教而代之，成为陶冶现代人精神情操的途径。

　　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性也。美则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以美育代宗教说》）

　　审美之所以可以消除人我之分、提升人的道德境界，是因为在蔡元培看来，审美正是人超越现象世界而达到把握事物本质的途径。

　　“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是则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也。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从以上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到，在中国现代发端之处，伫立着康德的巨大的身影。中国现代美学汇入了当时浩浩荡荡的现代性启蒙的潮流，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审美启蒙和个性启蒙的部分。学者们以康德的非功利主义美学观为立足点，或者把它引入具体的人生实践，提倡人生的艺术化、审美化，趣味主义精神，或者提出审美和艺术的“无用之用”，在形而上学的超越层面强调艺术于人生之“功用”，或者强调以审美教育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途径，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先辈们通过译介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学术著作和思想，并在实践上身体力行，在大中小学里大力提倡美育和艺术教育，创立美术学校，建立各种有关艺术的研究会，等等，掀起了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次“美学热”。这一切使得美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但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更成为人文启蒙的一个环节。在之后的历史过程，超功利美学思想或隐或显，时断时续，也折射出时代精神的变迁。而康德的影子始终伴随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