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孤芳自赏”，保留了几分自尊、自信和自傲

　　中国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巴蜀一带早在西汉时期就有饮用茶叶的现象，汉地文人雅士饮茶始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后，饮茶逐渐成为一种风俗，流行于朝野。到了宋代，饮茶更为普及，茶叶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

　　明代，饮茶风尚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化。宋代盛行的斗茶之风已经消失，制作穷极精巧的饼（团）茶为更接近自然的条形散茶所取代；先前的研末、调膏、煎煮而饮，此时变成直接以沸水冲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在讲究茶叶、茶具、水质等物质条件的同时，更注重品茗的环境与气氛，更追求一种具有美学意趣的、艺术化的饮茶方式。

　　明代有关饮茶的论述使人明显感觉到，在江南文人看来，饮茶不仅是一种物质享受，更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是生活情趣的典型体现。为了寻觅一种清幽高雅的品茗意境，往往会辟出专门的茶房、茶寮。在他们心目中，唯有“凉台静室，明窗净几，僧寮道院，竹月松风，晏坐行吟，清谈把卷”的环境，才能达到品赏香茗的最佳境界。

　　由于饮茶是清事、雅事，所以江南文人对同饮之人也有要求和选择。陈继儒明确提出，只有“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而超轶世味者”，才能成为真正的“茶侣”。为保持品茗时的清幽静谧，江南文人对同饮的人数也予以限制，陈继儒称：“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

　　在饮茶的过程中，江南士人会刻意营造清雅闲适、超然物外的气氛，注入特有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意趣，这实际上已将品尝香茗提升为一种生活艺术美的创造与鉴赏。

　　明代江南文人的饮茶风尚不仅见于大量的文献记载，而且绘画作品也有非常真切的描绘，如文徵明的《品茶图》、仇英的《松溪论画图》等。

　　明代江南文人创建的新生活样式，包括特殊的生活向往和精神追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从生活文化本身的发展来看，他们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如衣食住行、社会交往、文艺创作、休闲娱乐等，提供了不少新内容、新品位。

　　从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角来看，江南文人以知识阶层特有的情怀志趣，与污浊的官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独具的文化素养，来反复厘清“清雅”与“粗俗”的差别。

　　在这样的过程中，知识阶层的自觉意识不断被触动和唤起。其中，就包含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群体品格，即以天下为己任，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精神。在专制皇权趋于极端、拜金主义日益盛行的状况下，不少江南文人正是凭借这样的标榜清高和孤芳自赏，保留了几分自尊、自信、自傲，持守了知识阶层的道德节操，没有完全屈从于权力和金钱。

　　顾炎武在《日知录·世风》中说过一段话：“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这里所说的“天下”，应该说就是指中华民族这个命运共同体，尤其是我们这个民族信守的文化准则。

　　顾炎武作为江南知识阶层的代表，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精神发出了穿越时代的理性呼吁。当中华民族共同体遭受侵犯乃至面临被颠覆的危机时，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

　　这段话代表了江南文人的普遍认识。事实上，这种认识在关键时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鼎革之际，以身殉难的，以江南的文人为最多；清军下达“剃发令”后，江阴、嘉定的民众浴血奋战、拼死反抗，也与文化自觉和崇尚气节密切相关。这正是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之文化精髓的具体体现。

　　（陈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古钱币博物馆馆长。著有《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晚明江南人士的地方意识与分权思想》等。整理人：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