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日。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尤其是在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高瞻远瞩，把握大势，成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略预见范例，形成了科学的战略预见思想。今天，学习毛泽东战略预见的思维、方法，对于提高战略思维水平和战略指导能力，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

　　毛泽东深刻指出：“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这就是战略预见的本质和价值。

　　战略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战略预见即超前认识、前瞻思维，是一种“事先知道”“合理设想”。毛泽东认为：“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1930年，毛泽东为纠正一些同志的悲观情绪和错误思想，预断“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很快走向高潮，并形象地指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的战略预见。

　　战略预见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战略指导源于战略预见，核心是战略预见。如果缺少战略预见，将会带来盲目性，减弱其实践指导价值，指挥员可能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毛泽东强调，如果对战争没有一个大概的估计，就“只能跟着战争打圈子，让战争把自己束缚起来”，陷入被动。他还生动地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因此，战略指导应未雨绸缪、见微知著，以增强主动性、计划性、灵活性。

　　战略预见具有动员、鼓舞作用。科学准确的预见能够激励群众，增强斗争的信心和热情。这是战略预见的一个重要功能，也是毛泽东战略预见的一个鲜明特色。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预见力，在澄清“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中，做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预见；在消除“亡国论”的悲观情绪中，做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正确预断，等等。这些科学的正确的战略预见，超越时空、气势磅礴，“使大家在困难中看到光明的前途”，坚定了信心、鼓舞了人心、振奋了精神，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顽强意志，对夺取伟大战争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

　　毛泽东认为：“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这是进行科学战略预见的依据和前提。

　　战争有规律可循。战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殊领域，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定性。历史上大多数军事家坚持不可知论，认为“战争是蒙着一层阴影的科学”“一切科学都有自己的原理，惟有战争还毫无道理”“在战争问题上，一个人永远无法有把握地预测上帝是怎样安排的”等。截然相反，毛泽东提出军事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强调“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因此，战略预见就有了客观基础。这是毛泽东在战略预见上的一个重要观点。

　　大方向大趋势是可以认识的、预见的。毛泽东是唯物主义可知论者，他在提出战争是有规律的基础上强调：“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他把战略预见的重心放在战争趋势、形态、进程、结局等未来大势上，对大略、要点进行超前认识和判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指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方向；在抗日战争时期，描画了持久战三个战略阶段的大轮廓；在解放战争时期，绘制了战争进程全盘的大图样，等等。这些“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一开始就为战争的全局、全过程、结果指出了大方向，有利于对整个战争加以把握和控制，为夺取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难以预见事物发展的全部细节。毛泽东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今天要把将来的事情统统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他在预见抗日战争持久战时直接指出：“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因此，战争极为复杂，战场情况多变，具体细节难以预断，只能进行“大体的计算”，说出大方向、描绘大轮廓。相反，如果不能辩证地看待，不承认不确定性，认为战争的详细过程都可以预见，那么必然走向唯心论。毛泽东还强调，预见不容易，准确预见是相对的。偶然性可能带来偏差，预见失误也不可避免。要认识到这种局限性，不断校正预见结论。

　　“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总是比别人站得更高、望得更远、看得更准，所以“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他“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的联结到全体”，形成独具特色的战略预见思维、方法。

　　坚持客观全面。毛泽东认为，只有“采取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反对“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战略预见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思考程序，应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战略全局、最终目标为起点。必须先见林、后见树，甚至可以说，只要能先见林，即使看不清每一棵树，对于战略预见而言，也不一定会产生严重影响。这与一般人往往只看见或先看见树、看不见或后看见林，恰恰相反。毛泽东对抗日持久战的战略预见之所以正确，就在于是客观地“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

　　抓住事物本质。认清和抓住了事物本质，就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毛泽东强调：“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并进一步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战略预见作为一种超前认识，只有揭示事物内部联系的规律性，掌握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才能得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不为美苏严重对抗的表象所迷惑，指出美苏不会开战即为一例。

　　分析各种矛盾。毛泽东指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其中，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起主导作用，决定发展方向。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正确预见，就是建立在“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的基础之上。他还强调，“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唯如此，才能处变不惊、处事不慌、留有余地，随时灵活处置各种情况。

　　把握时代特征。鲜明的时代特征直接影响事物的发展方向，“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毛泽东把中国问题放在一定的国际背景和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科学预见的基本依据。他在分析抗日战争时指出，虽是敌强我弱，但这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的时代，“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正是毛泽东把抗日战争看作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才科学预见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战争结局。

　　着眼长远态势。长远性是战略预见的内在要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战略指导的要义是预防，如果领导者缺乏预见的长远性，指导实践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徘徊，行动就带有盲目性。因此，战略预见必须着眼未来、重视长远。

　　列宁在《预言》一文中指出：“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总结学习毛泽东的战略预见思想和实践，仍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