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仙台生活得怎样

　　在《藤野先生》里，鲁迅先是打趣儿说自己就像是北京的白菜运到了浙江、福建的芦荟运到北京，因为“物以稀为贵”所以受到了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接着写到“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后来“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许多资料里都有鲁迅读书时仙台医专周边的地图。这几年脑子里总装着“文学地图”这个想法，鲁迅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东京的几处故居都一一寻访过了，仙台的鲁迅故居可以算是“鲁迅文学地图”的最后一块拼图，自然一定要去找找看。

　　根据资料，鲁迅到仙台之后先是寄居在医专附近片平54番地的田中里雨（田中リウ）家，不久搬到片平丁52番地由佐藤喜东治经营的客店打算长住，日后人们把这里视为鲁迅在仙台的第一处故居，并俗称“佐藤屋”。和在东京时的住宿条件相比，佐藤屋要逊色很多，用鲁迅给蒋抑卮信中的话说那就是“大劣”。佐藤屋现在还在，无论是资料里还是手机导航里都能查得到，距离东北大学正门大概步行5分钟左右的路程。佐藤屋临街，大体上面朝东北，背倚断崖，断崖下不远处就是淙淙的广濑川，所以鲁迅在信中说“人哗于前，日射于后”。佐藤屋是一幢二层的小楼，面积不大，一个房间八帖榻榻米，一个房间六贴，只是房舍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的原物，而是鲁迅离开之后改建的，现在房子的地基明显下沉，看起来非常危险，因此“仙台市建设局‘百年之杜’推进部公园课”特地在房子前立了一块牌子说明情况，并告知将在2019年5月前后将之拆除。鲁迅居住时，和佐藤屋隔着马路的原是监狱署，所以佐藤屋的一层租给一家饭店“包办囚人的饭食”，鲁迅住在二层，每月只要八块日元，这个价钱在当时算中等水平。住在佐藤屋，楼下就是饭店，在《藤野先生》里鲁迅说“饭食也不坏”，不过“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再美味的珍馐佳肴天天吃也会腻烦吧。

　　鲁迅并不在意这是给犯人的牢饭，不过仙台医专那些为他的食宿操心的职员却“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建议鲁迅搬家，鲁迅觉得“好意难却”，在给蒋抑卮的信中称“现拟即迁土樋町，此亦非乐乡，不过距离较近，少免奔波而已”。位于土樋町158番地的公寓为烟草商大泉幸四郎所有，他聘请了宫川信哉来代为管理，1905年改由海老名祖孙经营，但是通常人们还是把这一处称为“宫川家”，另外几个同学有中国人有日本人也一同住在这里。宫川家现在已经没有了，只能一遍遍地仔细看当年的地图，找到宫川家周围诸如鹿子清水、松源寺、米袋、土樋、佐佐木等地名，再通过手机导航拿自己的位置和地图上宫川家的位置去对比，最终确定一个大致方位了。宫川家和佐藤屋沿着同一条马路，佐藤屋是东北大学正门往右，宫川家则是往左，两处正好是南辕北辙，因此鲁迅说“离监狱也很远”，但到学校的距离都差不多。佐藤屋对着监狱，而宫川家则是位于住宅区，周围环境是更相宜一些。只是鲁迅却对宫川家的饮食却大为不满，《藤野先生》里说“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不过搏命般认真的日本人专门采访了宫川家的后人，获得的信息是宫川信哉也经营过别的旅馆，对餐饮是非常用心的，甚至还因为在餐饮方面投入太多而导致经营失败。也许像饮食评价这样的主观问题根本就无从考证吧，因为这和个人的口味习惯有关，我到东京之后饮食上也觉得不如在国内，日本人的口味偏甜，所以在东京的中华料理店里我还尝到过带甜味的麻婆豆腐，让人哭笑不得。当时鲁迅也不过23岁，一个来自富庶江南的年轻人发几句牢骚恐怕也并不能说明什么。

　　藤野为何唯独给鲁迅添改笔记

　　有意思的倒是《藤野先生》里那位“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建议鲁迅搬家的先生，经考证，那其实就是藤野先生。围绕藤野严九郎及其他老师的问题也很多，只不过多少都稍稍游离开《藤野先生》这篇文章。1934年、1935年，鲁迅曾多次和日本友人提起藤野，可见退学之后虽然并没有像藤野希望的那样时时通信保持联络，但他对于藤野却一直心怀敬重和感念，这自然和藤野给他认真添改笔记密不可分，这段情节也是文章当中最打动人的地方。

　　在东北大学史料馆我看到了这些笔记的复制版，但是只许翻看，不许拍照。笔记一共6册，第一册为解剖学，共305页；第二册为脉管学，共334页；第三册为组织学，共349页；第四册为器官学，共325页；第五册为病变学，共193页；第六册为有机化学，共296页。藤野先生“用红笔添改过”的主要是第二册，不是一行两行，也不是一幅图两幅图，几乎是从头到尾，添改的地方非常非常多，仅以大号粗体“注意”两字领起的批注内容就有15处，其中第133、134页的批注意见合起来差不多写了整整一页，红红的一片看起来真是蔚为壮观，这样认真的添改无论哪个学生看了都会心生敬意。除了第六册化学以外，其余五册尤其是第二册里有许多鲁迅亲笔画的骨骼、肌肉、血管等解剖图，有的只有黑白或黑红两色，有的还有绿色，看起来非常生动。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鲁迅饶有趣味地回忆了他在书塾里念书时趁先生读书入神之际用荆川纸描绣像的经历，说“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从他学医的笔记来看，此言不虚。鲁迅从文之后，在美术方面也很有造诣，或许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仙台学医期间的“强化训练”吧。

　　“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藤野对鲁迅笔记的添改涉及专业内容方面的不多，主要侧重于措辞、标点等日语表达方面。至于拿到这样的添改会有什么感受因人而异，日本人、中国人、学生、老师——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有人反感也有人感激。藤野先生没有给其他日本学生添改笔记，何以唯独给鲁迅的笔记做了甚至堪称过分认真的添改呢？

　　鲁迅在《藤野先生》的结尾对藤野的热情帮助曾予以阐发，说：“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据鲁迅的同学回忆，这差不多是藤野先生在卷入“泄题风波”时对学生们说的原话，还有的同学说鲁迅也在场。当时学生上课没有统一的教科书，仙台医专的藏书又很少，连同杂志一共不过区区2000余册，学生只能阅览不得外借。这使我想起来东北大学史料馆的诸多馆藏里，还有鲁迅的学弟小野丰三郎的笔记和他自己购买的《药理学》和《人体解剖学》等几本书，或许这些书正是为了弥补学习资料不足而购买的吧，权作猜想。因为资料匮乏，所以学生上课认真做笔记、做好笔记就非常重要。藤野先生正是寄希望于鲁迅，想通过当时这唯一的留学生使解剖学在中国得以传播、普及。而藤野对中国如此友好，是不是以强者自居而对弱者施以怜悯呢？恐怕也不尽然。1937年在得知鲁迅去世后，藤野追忆往事时说：“少年时代我向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所以我很尊敬中国人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许寿裳曾经提到鲁迅的一个小插曲，1905年暑假期间，鲁迅由仙台去东京，途中在水户下车去悼念朱舜水，晚间在水户投宿，店主人以为他是日本学生便安排到普通房间，然而在登记时得知鲁迅是中国人时，店主人以为是贵客赶紧谢罪，同时安排了宽敞的房间和华贵的寝具给鲁迅。这些信息可能有助于激活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吧。就“添改笔记”而言，出于老师的职业道德、秉持着“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的理念，再加上日本自古以来对中国的崇敬，这些丰富的情感综合在一起，可能才促使藤野对鲁迅的笔记做了超乎寻常的细致添改。

　　《藤野先生》《故乡》，鲁迅的这两篇文章也被选入了日本的语文课本，和鲁迅有关的内容还被改编为四格漫画，即便在今天的日本，鲁迅仍有相当广泛的影响。1906年退学之后，鲁迅曾在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暂住，2014年东京文京区教委在这幢房子外挂牌予以明确地标注，东京神保町的内山书店一直在醒目位置悬挂着鲁迅的照片。而且不光鲁迅，名古屋大学的丰田讲堂外有郁达夫的纪念碑，东京附近的千叶县还有一座郭沫若纪念馆。当然反过来，还有许多地点和方位有待研究者去核实、寻访，比如平石淑子教授曾专门去查证过萧红1936年在东京的住址，鲁迅在东京的故迹也远不止《藤野先生》里提到的那几处。如果考虑到民国期间还有许多文人作家都曾客居日本，那中国现代文学地图的边界还可以大大扩展。这即使不能拓宽学术边界，我想至少可以为全球化时代背包客们的旅行计划多设定几个别具人文意义的“打卡”目标吧。

　　（作者：冯雷，系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教师，日本东京大学访问学者，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本版照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