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根源是西方对抗性世界观

　　从世界观的层面看，“文明冲突论”错误的根源是用西方排他性、对抗性、集团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当代世界，这就使亨廷顿看不到后冷战时代建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历史大势。全球化时代，地球正在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已经达到中国古人所说的“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的程度。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任何一场国际冲突都将是世界的灾难。因此，时代赋予理论家的使命应该是化解冲突，而不是建构更大的冲突，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行其德而四方得遂长焉”的作用。

　　在西方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以认同为基础的国际冲突。亨廷顿在书中引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明，后冷战时代各国都面临着“找到敌人”的任务，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种对抗性的思维方式与新时代中国外交所承袭的“中国智慧”是格格不入的。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与西方一神教的世界观是截然不同的。“既然天下的概念承诺把一切外部性化为内部性，也就在逻辑上排除了不可化解的死敌，绝对异己或者精神敌人的概念，也就是排除了异教徒概念。这一点有别于一神教的思维格式，尽管基督教在欧洲已经退化为一种精神象征，而不再是生活方式，但异教徒概念却转化为固定的思维格式而影响着政治和文化的叙事。如果找不到异己或者敌人，西方政治就好像失去了风向标，甚至失去了激情和动力。”

　　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已成大势所趋。对习惯其霸权地位的西方国家而言，这肯定是需要适应和习惯的变化。亨廷顿看到了世界“正在跨入一个多种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但“西方衰落”和“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还是引起他的焦虑，进而担心没有西方“主导”的世界会陷入更大规模的冲突。

　　但是，从目前的发展状况看，恰恰是某些西方国家继续用这种对抗性的世界观来看待新的世界，才让自己和别人在后冷战时代付出更大的代价。也许，这才是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深层原因和真实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