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宋代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及其领导的“王安石变法”，当时人和后来人都有不同的判断和评价，直到现在在学术界还有很大的争议。对此，李华瑞教授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等学术论著已经做出相当系统的评述。大致来看，当时人和后来人对于王安石的人品、学术水平、文学水平的评价，多数人是持肯定态度的；而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则分歧很大，聚讼纷纭。这里拟就王安石变法对于现代社会产生的影响略作梳理，从而为对其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提供参考。

　　从南宋到清末的700多年间，学术界和政界对王安石变法大多持否定态度，甚至把北宋亡国归罪于王安石变法。到清末民国时期，中国面临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派认识到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先进性，进而积极研究、赞扬王安石变法。梁启超的重新评价与高度赞赏，不仅在学术界产生广泛而长久的影响，而且在政界也有重要影响。1923年，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中讲道：“诸君或者还有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的，不知道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过了这项主义的。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孙中山全集》）王安石变法确实想通过一系列的兴利除弊措施改善民生，颁布的“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都有改善民生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农田水利法”，在全国掀起一场古代罕见的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兴修了一万多处水利田。同时，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改革变法富国强兵，巩固当时地主阶级危机四伏的统治，保证宋朝国家政权长治久安（漆侠：《王安石变法》）。从孙中山的讲话可以看出，他的“民生主义”思想，某种程度上受到王安石“新法”的影响。在清末民国时期，很多学界政界人士积极主张学习西方，但很快发现西方文化也存在巨大问题与缺陷，需要在中华文化中寻找智慧加以补充改进。在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带动下，很多政界人士积极研读王安石的著作，宣传王安石的“新法”。仅1935—1936年两年中，各类报刊上就发表了100多篇论述王安石的文章。他们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等非常欣赏，并尝试在制定政策时对某些变法思想有所借鉴。

　　清末民初，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传播到西方国家。担任过美国农业部长和副总统的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1888—1965），自述从20世纪初就深受中国留学生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影响，深入研究了王安石变法。担任农业部长后，他在大会发言、广播讲话、著作和信件中，又多次宣传、肯定“常平仓”制度及其对美国农业改革的必要性。作为罗斯福的重要助手，他领导起草的罗斯福新政农业方面的重要法令《1933年农业调整法》《1938年农业调整法》等都采纳了“常平仓”的一些思想。华莱士1944年访华时，有关报道写道：“华氏研究中国历史，对于吾国王安石之农政，备至推崇，迭次言论中皆有向往之词……图书室中适有一部古版《王临川全集》。王世杰罗家伦两氏，因示华氏以该书。……华氏答称：余于此颇悉。离院时向诸生演说，因即期诸生记取王荆公的话，不畏天灾，不畏任何阻力……华氏誉王安石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请王主任可能搜集有关王安石之事迹，并访得其后人。在沈部长欢宴席上，华氏重复提到王安石，并进而以现时代眼光与当时情形相较衡，发为一种乐观的期待”。华莱士在演讲中说：“彼于一○六八年在重大困难之下，所遭遇之问题与罗斯福总统在一九三三年所遭遇之问题，虽时代悬殊，几乎完全相同，而其所采方法，亦非常相似。”他还说：“由于施行常平仓之计划，美国当一九三九年欧战发生时，已储积额外之玉蜀黍……美国常平仓中此项庞大之额外存粮，予美国人民以储备之粮食，而供应其需要，对于美国人民及作战盟邦，均属极端重要，而为有决定性之因素。”（沁青：《华莱士与中国农业界》，1944年）

　　王安石表现出来的“三不足”精神和气概（天变不足惧，祖宗之法不足守，流俗之言不足恤），惊世骇俗，震古烁今，对现代许多政治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称赞他说，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届首相全都反华，而田中却要来与我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这颇有似于宋朝宰相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的精神；又说，当时的美帝、苏修正阴谋合力对付中国，必然对田中的访华不予赞同，而田中竟能不予理睬，毅然来华，这又颇似王安石的‘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根据史料记载和邓广铭先生的研究可知，“三不足”的说法，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替王安石和宋神宗总结出来的。当宋神宗与王安石谈论此事时，王安石说：“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其实，在之前撰写的《洪范传》中，王安石批评汉儒的“天人感应论”、人君过失导致天象异常灾变之论是“蔽而葸”；批评“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之说法是“固而怠”，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他始终主张人君应该“恐惧修省”，“我知修人事而已”。对于“人言不足恤”的指责，王安石认为，他和宋神宗非常注意征询、听从幕僚和老百姓的意见，“岂是不恤人言？”但他同时又明确指出：“人言固有不足恤者”。从其他相关记载来看，他所谓的这部分不足恤的“人言”，指的是那些不合义理的肤浅之论、“流俗之言”。对于“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说法，从其全部言行来看，他所说的不必效法遵守而且应该改革的“祖宗之法”，实际上是指北宋前期5个皇帝、特别是太宗、真宗、仁宗3个皇帝的“祖宗之法”。因此，王安石并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没有不加区别地笼统否定前人。比如，他对夏商周三代也是推崇备至，多次公开主张“法先王之意”。王安石深知这场改革阻力和风险都很大，“与战无异”，必须勇敢奋进，不能退缩。“三不足”之说，虽然不能表现王安石的全部真实理念和精神，但确实反映了他不畏艰难、果断变法的改革家风范。

　　（作者：姜锡东、周一星，分别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