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石黑一雄深情地回顾了自己在英国的前半生。1979年的秋天，他还留着嬉皮士的披肩长发，背着吉他和打字机去东安格利亚大学读书。在创意写作班的课堂上，他遇见赫赫有名的马尔科姆·布莱伯利和安吉拉·卡特，然后发现除了成为摇滚明星之外的另一个梦想，那就是当职业小说家。这段关于20世纪的个人回忆录充满了世界主义的情怀，显得温馨而又从容。然而，他话锋一转，谈到了对本世纪的忧思。他说，最近醒来，发现自己其实生活在泡沫里，他从小就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人文主义价值观可能不过是一个幻觉，这个世界远比他想象的要促狭。为什么一个曾受惠于欧洲战后多元文化主义的日裔移民后代，会对当下的西方世界产生今不如昔的幻灭？石黑一雄的悲观显然是有感而发的——9·11之后频发的恐怖主义袭击，欧盟成员国的债务危机和“脱欧”之争，难民危机和欧洲极右势力的危险复燃……这正是作家担忧的严峻现实。为此，石黑一雄发出呼吁，希望我们去“尚不为人知的文学文化中发掘宝藏”，因为越是生活在一个分裂加剧的时代，人们就越是要加强倾听，用“好的写作和阅读去破除文化的藩篱”。

　　石黑一雄并未提到“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一词，却表达了与之相似的愿景，那就是让文学在危机四伏的时代变得更为开放，穿破民族文学筑起的高墙和边界。有学者认为，1827年的歌德之所以向秘书艾克曼提出“世界文学”概念，是因为中国文学给他带来的震撼。普希纳（Martin Puchner）指出，歌德当年之所以心仪世界文学，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历史语境，那就是不满于德意志民族在19世纪20年代对法国文化的依赖，痛感同胞知识分子在欧洲文化霸权和本土民族主义之间进退维谷。对歌德来说，世界文学意味着一种克服危机的武器，它不只是让德国人读到《玉娇梨》或《论语》，更是让德意志文学从欧洲文化的边缘进入中心。同样，当 《共产党宣言》为世界文学的到来吹响号角时，欧洲正处于1848年革命的危机之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殖民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助推下，世界文学可以成为一种带有世界主义意蕴的文学文化，克服“民族的单边性和狭隘性”。犹太裔德国学者斯皮策（Leo Spitzer）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在纳粹蹂躏欧洲时流亡伊斯坦布尔，他们各自所做的世界文学论说亦可被视作为欧洲文明的崩坏做一些修复尝试。或许可以说，危机与世界文学总是如影随形，两者存在某种双生关系。

　　然而，到底什么是“危机”呢？从词源上讲，英文的“crisis”来自古希腊语（图1），意为 “选择”、“裁断”和“决定”。德国概念史学家科泽勒克 （Reinhart Koselleck）对“危机”一词进行溯源时指出，（图2）的实践是城邦政治的一部分，构成了古希腊城邦民主的核心；而在《旧约》 《新约》传统内，（图3）（krisis）获得了神学意义，它指向了末日审判，危机既意味着神的裁决和拣选，也包含了救赎的希望。现代西方赋予了“危机”两层新的意义。其一是1857年爆发的首次全球经济危机，德语“Krise”一词具有了经济学内涵，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并无神性可言，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的顽疾，会定期发作并最终在历史进程中导致资本主义的覆灭。“危机”的另一个现代用法，与19世纪兴起的历史哲学有关。这里，它不再是宗教的末日事件，而是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正是凭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或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历史断裂，人类才得以从危机时刻进入全新的、未知的历史阶段。所以，科泽勒克的结论是，“危机是现代性的结构性标志”，现代历史就是危机的历史。

　　随着后冷战时代 “柏林墙”的倒塌和西方自由主义的高歌猛进，福山曾发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这无啻于宣布“全球危机的终结”。然而，尽管自由主义看似在全世界占据上风，我们却并未获得对危机的免疫；相反，自由主义本身成为了麻烦的根源。美国政治学教授丹尼恩 （Patrick J.Deneen）认为，自由主义带有无可避免的悲剧性，因为它“作为一种鼓吹自由的政治制度，必然会带来社会的无力感、碎片化，让人们缺乏信任和相互憎恨”。吊诡的是，自由主义在政治光谱的两端都招致仇恨。如果说次贷危机的爆发是因为普通美国家庭不切实际的消费欲望，那么这种缺乏责任感的心理也正是源于自由主义的纵容。丹尼恩进一步认为，当代自由主义让 “文化本身走向了解体”，原本在地文化可以提供一套伦理规范来约束社会成员，但文化被以自由主义的名义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滥用自由的“反文化”。丹尼恩窥见了21世纪自由主义内嵌的自毁性——它非但不会终结危机，反而会在全球经济秩序的边缘地带不断激起暴力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