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对外开放面临新挑战、新机遇、新要求和新任务。在经济发展新时代，如何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将新时代高水平开放持续推向深入，更好地发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的作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新时代对外开放面临新环境，对提高开放的质量效益提出新要求

　　从国际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影响进一步向全球治理领域蔓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引领，多领域技术相互融合、共同突破，正在极大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国家竞争力位势，各国对科技和人才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达40%左右，要求增强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呼声高涨。在此形势下，我国必须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冲逆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以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推进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以对外开放的高质量发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的重要任务。但是，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以低成本要素为主的投入结构，对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形成制约，已不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同时，营商环境水平有待继续提高，体制机制改革有待继续深化，思想观念束缚有待继续破除。在此形势下，我国必须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集聚全球优质要素资源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开放对改革的牵引甚至倒逼作用，提高营商环境竞争力，促进体制机制创新和思想观念解放，以对外开放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对外开放具有新内涵，需更加重视开放的多层次和平衡性

　　新时代对外开放应实现“物”的开放和“人”的开放并重。一方面，应继续推动商品、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境自由高效流动，做强做优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等“物”的层面的开放。另一方面，应更加重视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等“人”的层面的开放，坚持解放思想、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同时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增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影响力，使得新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才具有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和思维。通过“物”的开放和“人”的开放并重，推动对外开放迈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坚实基础。

　　新时代对外开放应实现高水平“引进来”和高质量“走出去”并重。一方面，应继续扩大进口引进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优质消费品等，更好地利用境外的商品、资本等资源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应着力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附加值，积极稳妥推动企业对外投资、培育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本土跨国公司，带动中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增强中国商品、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才的辐射力与影响力。通过高水平“引进来”和高质量“走出去”并重，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位势，更好地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新时代对外开放应实现促进自身发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重。一方面，应继续立足国内，按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谋划开放的路径与重点。另一方面，应用好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日趋增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与期待，在对外开放中更好地践行合作共赢原则，通过主动扩大进口、加强互联互通、为国际市场提供高质量商品和资本、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方式，推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通过促进自身发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重，实现中国与世界共同繁荣，彰显新时代的大国责任和大国担当。

　　新时代对外开放面临新任务，应着力提升主动性、有效性、规范性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进一步提升开放的主动性。“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我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主要平台，也是推动高质量“走出去”、提升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全方位合作、更好参与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应按照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以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和产能合作为重点，解决好重大项目、金融支撑、投资环境、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推动“一带一路”合作走深走实。应将建立长期可持续的融资体系作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招，统筹国际资金和国内资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打造互利共赢、多元平衡、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融资机制。

　　以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和推动贸易强国建设为重点，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有效性。服务业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块短板，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与发达经济体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的主要抓手。应继续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缩减服务业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解决好“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稳步扩大金融、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是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提高外贸质量和效益的必由之路。应加快培育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外贸竞争新优势，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重要平台激发进口潜力，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推动外贸由大进大出转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

　　以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重点，进一步提升开放的规范性。打造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是我国吸引集聚全球优质要素的关键，也是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关键，需要从内外两方面发力。对内，以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抓手，对标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在保护知识产权、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加快制度创新和复制推广，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对外，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规则权益，大力推动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建设，在国际营商环境竞争中掌握主动。同时，要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保持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的平衡。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