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人类的技术认知始终存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有学者提出技术是一种“目的理性的活动”，人的行动原则源于技术理性的规约；也有学者认为技术理性带来了许多方面的消极效应，它扩大了对人类的奴役，技术标准限制了人们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新时期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技术理性”的议题再次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如何理解“技术理性”？怎样面对“技术理性”的后果？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关乎未来社会的存在状态。

　　技术理性是依据数学逻辑，提炼出的技术发展规律

　　谭艳超在《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从技术理性的层面看高层文化消解》一文中认为，技术理性是由哈贝马斯提出的学术概念，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具有数学式的推理原则，依据该原则作出理性判断，可使决策结论对接科技标准。依据数学逻辑提炼出的技术发展规律就是技术理性。

　　在哲学领域，延续康德、黑格尔哲学论述体系的法兰克福学派，极为敏锐地捕捉到这变化，并在科技发展的浪潮中，提炼出技术理性这一概念。二律背反是康德哲学的核心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仅能认识到可见的或可被理性推断的知识。而技术理性的信息产生条件，符合这一研究结论。“正反合”是黑格尔学派的中心词，在这一认知视角内，世界被视为由现有条件不断堆砌的、持续变化的物质集合。依据后世观察，技术理性可被视为科技维度的“正反合”。由此可见，康德与黑格尔哲学应被视为技术理性的基础理论。

　　技术理性造就了“物化的人”

　　马静、闫志利在《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技术理性及其批判对构建职业教育标准的启示》一文中认为，技术理性使“人们在研究科学时放弃了思维，人们用公式来代替概念，用规则来代替原因”。技术理性加大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导致了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技术理性造就了“物化的人”，使人和机器一样在规则中生活，就像一个无意志的齿轮运转着，忘记了自身，迷失了自我。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着社会，毁灭着自然和人类的力量。马尔库塞分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本质，认为统治者以技术理性的先验性和支配性调整着社会体系和生产体系，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和思维，压制了人们思想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向度，使社会变成了单向度的极权主义社会，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社会治理越来越依靠技术和科学，同时也越来越受制于技术和科学

　　向玉琼在《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论经验理性的社会治理：基于政策试验的中国实践》一文中认为，技术理性倡导具有同一性的、普遍性的治理模式，推崇标准化的、常规性的政策过程。技术理性将治理过程中的方法和技术都统一规范起来，使得治理过程成为逻辑上具有明确因果关系的技术体系，并基于这一技术体系来分析和处理政策问题。这一治理过程通过抽象的符号将社会问题表现出来，进而通过公式计算或者模型建构进行符号加工，得出最优的结果作为治理方案。

　　技术理性导向的社会治理追求治理中“唯一最佳方法”，这是一种理性主义思维的演化。“唯一最佳方法”体现出了人们对于技术和工具的一种信念，人们愿意相信理性主义决策模式的存在以及其理想化结果，并在现实中用科学工具压制其他方法，用技术理性排斥了理性的其他内涵，完全斩断了通过科学之外的其他方法来进行社会治理的可能。这样，社会治理被捆绑在技术和工具的路径上，社会治理越来越依靠技术和科学，同时也越来越受制于技术和科学。

　　行动主义范式必将成为技术理性失灵背景下的替代策略

　　郭佳良在《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9年3月的《找回行动主义：技术理性失灵背景下公共价值管理研究的展开逻辑》一文中认为，在当前西方社会兴起的民粹主义浪潮中，传统公共行政所秉承的技术理性范式陷入了合法性危机，这源于复杂型公共事务治理时技术理性方案的失灵。由于公共行政的外部环境愈发体现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行动主义范式必将成为技术理性失灵背景下的替代策略。进一步地说，在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社会治理是行动优先的而不是制度优先的，制度所代表的抽象同一性和普世性遭遇了差异性、流动性与多变性的挑战，只有在具体的行动过程中谋求社会治理的灵活性与回应性。相应的，也只有找回行动主义这一研究范式，才能够明确公共管理者为应对复杂型公共事务所应具备的角色定位、观念模式和管理技能，才能够明确公共价值范式未来的研究重心和展开逻辑。

　　人文通识教育与文化审美教育重塑共同意义有助于改善狭隘的技术主义观念

　　罗甜田、王琴在《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2月的《意义消解与问题化约——当代技术对民主观念影响之初步探讨》一文中认为，当代技术与政治的互动是一个宏大议题，展开议题的第一步是探讨技术对政治观念的复杂影响。新技术的渗透强化了当代社会的实证与技术主义倾向。在当代政治领域，技术进步推动个体权利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个体经验结构的新意义生成和传统意义的消解。技术理性的滥用使民主观念技术化，技术化的民主观念容易将复杂民主政治问题化约为单纯技术问题。通过人文通识教育与文化审美教育重塑共同意义，消除狭隘技术主义观念可以成为一种可能的改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