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制造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关键产业、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掌握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过程中，由于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自主化程度尚不高，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

　　其一是中国制造业主要以加工贸易模式参与全球化，并且在垂直分工中主要处于产品内贸易的组装环节。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家具寝具灯具等，合计占比为53.5%。中国从美国进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车辆及其零附件，合计占比为31.8%。机电产品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占重要比重，产业内贸易特征较为明显。中国对美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大多只是在华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包含大量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与国际转移价值。这主要是与东部沿海地区是全球手机、电脑等产品的加工制造地有关，比如苹果产业链主要是最终产品和部分模块在华加工组装。

　　其二在电子信息等代表性产业中，中国主要以外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从出口高科技产品的企业来看，外资企业占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三分之二，在中国出口前十强当中，除了华为之外全部是外资企业。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商投资企业。

　　利用核心技术控制产业体系是价值链中链主的最常见行为，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仍然垄断制造业核心技术。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这些垄断企业大多是产业的隐形冠军，通常是世界上唯一或极少数几家可以把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关键部件和材料做到极致的公司。大到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的发动机，小到圆珠笔芯、高铁的螺丝钉、电子产业的芯片、液晶显示用间隔物微球、微电子链接用的导电金球、分析检测用的色谱柱填料、生物制药用分离纯化层析介质等，无不是如此。中国制造业以外资企业作为重要主体、通过加工贸易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模式，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风险：一是核心技术对国外厂商的依赖性和不可替代性，导致产业链安全受到影响。国外一个很小的隐形冠军企业如果不供应相关中间品，就可以让中国万亿级的产业瘫痪。前沿技术存在很强的产业关联性，一个细分领域的技术缺失，不仅会影响到本产业的控制力，还会影响到相关产业向高端升级。比如中国的芯片之痛，不仅影响到基础通信、军工等行业，还影响到手机、电脑、家电等民生消费品行业。二是投入品和市场两头在外的模式，导致产业向外转移和国内产业的空心化。根据我们的统计，2005年到2019年10月期间，共219家A股上市企业公告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其中制造业投资占比超过70%，表现出劳动密集型和部分高科技产业并重的特点。尤其是2019年共有21家制造业的A股上市公司对越南进行投资。涉及到家具、塑料、建材、饲料等传统产业的有5家，其余16家主要涉及电子元器件、电机、电气、机械工具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代工型行业。这印证了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产业外向转移从传统产业为主，逐渐转向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代工企业为主。

　　现有理论和实践表明，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在跨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实施核心技术赶超战略主要取决于“机会窗口”，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技术窗口。由于技术存在不连续和跳跃性，后来者对技术窗口的正确反应可能使得其在技术跃迁时成功实现追赶。二是需求窗口。代表国内外市场出现的新型需求带来的机会，且需求的实际变化会扩大或缩小追赶机会。三是制度窗口。将政府干预或制度变化创造的机会定义为“追赶的制度窗口”，这取决于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在核心技术上的突破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可以从以下视角出发：

　　利用产业技术创新不连续性的“技术窗口”。当前正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科技革命前期，涌现出众多前所未有的新兴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表现为从传统技术模式到新技术模式的非线性、不连续性和跳跃式发展，这为我们提供了直接切入的机会。这种弯道超车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在产业实践中，我们已经有初步成功的案例。比如，我们在功能手机到智能手机的跃迁阶段，成为智能手机生产大国；在新能源汽车发展过程中，我们没有走“以市场换技术”的旧路，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努力进行弯道超车，在新能源电池等关键环节培育出宁德时代等国际主流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与松下、三星、LG等国际一线厂商竞争的能力。我们要进一步高度关注产业发展趋势，加大对下一代产业技术的投资。比如，中国正对5G通信网络进行率先投资，从4G到5G意味着更强大的通信基础设施和更广泛的应用场景，也是我们在信息化领域前所未有的弯道超车机会，需要在若干重要领域进行这样的前瞻性布局，抓住科技革命的红利。

　　利用国内巨大的市场创造关键产业发展的“需求窗口”。中国利用超大规模市场提供“需求窗口”是实施追赶战略的重要优势，中国具有某些相对独特并且巨大的市场，市场因素将促进前沿技术的运用，也为技术创新提供物质基础。比如在移动支付、移动社区方面积累了海量用户和数据，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可以选择在物联网、大数据领域的重点环节进行突破。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产能和规模最大的国家，理论上说工业机器人将在中国得到最广泛的运用，国际先进企业在这一领域布局较为充分，可以在工业自动化的若干环节进行突破。一方面，中国企业利用国内需求增长获得成长机会，这是实现核心技术赶超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市场效应吸引国际创新资源在中国集聚，有利于缩小技术差距。对此建议：一是放松管制创造需求。部分领域中国市场的优势尚未得到发挥，是因为在需求端存在一定的管制。比如低空飞行领域，开放低空管制将会释放对小型飞机产业巨大需求。二是平衡好新技术使用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发挥我们对新技术应用决策效率高的优势。比如，在人工智能与无人驾驶技术的应用方面应该尽快创造基础设施条件，在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结合上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新技术在中国的率先应用创造条件。三是加快军民融合，以民用产品需求推动军用技术成果转化。从美国经验来看，军事工业的技术转化为民用后将创造出大量社会需求，国内海康威视等企业的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这就需要加快军民融合的实质性改革，让我国较为完备的军事工业体系进一步为国家科技创新服务。

　　利用“制度窗口”聚焦重点产业的核心环节。力争在产业上下游的重要技术环节与发达国家科技形成分庭抗礼。随着高科技产业分工的细化，涉及到的产业链技术纷繁复杂，即使美国这样的超级科技强国，也不可能把产业链所有环节都实现国产替代。我们要在关键产业的关键产业链，集中若干环节进行突破。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整个产业链基本可以分为设备、材料、设计、制造四个大的部分，美日韩及中国台湾各有所长。中国在集成电路前段和后段相关设备和材料公司有30多个，几乎所有的设备行业都有涵盖，但基本上都不够成熟、无法商用化，没有能够形成与发达国家分庭抗礼的对等实力。相比过去资金匮乏、科技投入能力有限，现在的中国则完成了资本和外汇的初步积累，这种积累使得中国可以在短时间内调集大量的资本在某个领域进行投资攻关。我们要利用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不断创新和完善科研体制，发挥现有体制中联合攻关的优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研发攻关的领域要差异化，让大型国有企业承担连续性的累积性创新，在某些情况下忍受一定时期的甚至较长时间的亏损。对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考核和评价，应淡化规模指标，加入经济和产业竞争力的指标，通过制度设计促进各地竞相加入到核心技术的攻关中。

　　（作者为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