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与发展

　　现实主义有很多定义，但忠实于现实的艺术无疑是最好的解释。这包括了细节的真实性、形象的典型性与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现实主义文学在其演变过程中，不断拓新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的风格和流派，但彼此贯通和不断传承的，是现实主义的精神，那就是热切关注现实，强力介入现实，高度重视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命运形态，真切地书写所经所见，坦诚地表达所思所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的思想境界决定作品的精神蕴含，现实主义精神取决于作家的主体精神。

　　陕西自古以来的文学传统，似乎一直都与现实主义有着不解之缘。从古代时期的《诗经》《史记》、杜甫、杜牧、白居易，到近代以来的郑伯奇、柯仲平、马键翎等，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何种文体，无不贯注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传统，无论作为一种写作方法，还是作为一种精神品格，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陕西作家，使他们始终沿着现实主义的艺术之路阔步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卓具特色又各有千秋的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艺术个性与文学风格。

　　被人们看作现实主义文学旗手的柳青，对于文学创作，有着基于自己的经验的深刻认识。他的“三个学校”说（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六十年一个单元”说，都以简明扼要的语言，强调了社会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创作时专心致志的重要。这种对于文学的认知，实际上就奠定了他必然操持现实主义的重要基石。而对于现实主义，他的认识一直是清醒而坚定的：“人类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是不会断的”，“在这条道路上既有继承，又有不断的革新”（引自刘建军、蒙万夫、张长仓著《论柳青的艺术观》），他特别看重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并从“典型冲突”的角度去理解“典型环境”；而对于典型人物，他着意在个性特征上下功夫，努力写出与生活的复杂性相联系的人物的全部复杂性。这体现于《创业史》的写作中，就在于他不仅注重描画社会生活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使得作品叙事跌宕起伏，而且生动鲜明地刻画出不同阶层代表人物的真实面影，同一阶层也力求描画出不同个性人物的心理特征。《创业史》所以好看、耐看，并至今都不过时，就在于经由社会矛盾、生活冲突主导的人们的各种心理纠葛，真实地揭示了当代农民面对千年以来的私有制的解体与改变，不同阶层的人们所分别经受心理挣扎、精神阵痛及其接受过程，从而使作品超越社会生活的表象层面而具有心理透视的细致与精神探微的深切。正因如此，《创业史》才卓具超越历史限定的深厚内力，成为人们认知合作社时期社会剧烈变动引发农人心灵变动的一部史诗性作品。

　　柳青对于陕西作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在回顾《白鹿原》的创作过程时，陈忠实就明确告诉人们：“我从对《创业史》的喜欢到对柳青的真诚崇拜，除了《创业史》的无与伦比的魅力，还有柳青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我后来意识到这本书和这个作家对我的生活判断都发生过最生动的影响，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认识”；一个是“创作有柳青味儿”，也即现实主义底蕴。而陈忠实又在这样两个基点上有所超越，实现了凸显自己艺术个性的艺术“剥离”。对于中国的农村与农民，他由社会形态的转型和生活方式的变动，进入到农民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探寻，从多角度揭示了人物丰富而真实的心理历程。对于“柳青味儿”，他则在现实主义的底色上，揉进了新的叙事形式和语言范式，以兼收并蓄的姿态尽力展示“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又告诉人们：《白鹿原》“仍然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现实主义也应该放开艺术视野，博采各种流派之长，创造出色彩斑斓的现实主义”。

　　陕西作家中，受柳青影响最深，得柳青教益最多的，还是路遥。他视柳青为自己的“文学教父”，他也把柳青的现实主义文学写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写作《平凡的世界》，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但《创业史》他读了七遍，柳青创作中特有的浓烈的人民性情怀，深湛的现实主义造诣，使路遥获得了极大的启迪与激励，他认为：“许多用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和文学要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他坚信：“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基于这样的文学认知和文化自信，路遥在文学界以追逐新潮为时尚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依然秉持现实主义写法，坚守现实主义精神，锲而不舍地完成了三卷本《平凡的世界》的写作。因为作品在写法上的不合当时的潮流，作品在出版和评论的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越来越喜欢这部人民性情怀与现实主义精神交相辉映的杰作，使它成为超越其他作品的超级常销作品。《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路遥专程去往皇甫村，祭拜柳青墓；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也特别选择了柳青墓作为背景。他是在向自己的文学“教父”拜谢，也是在向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致敬。

　　陕西作家因为崇尚现实主义文学，操持现实主义手法，坚守现实主义精神，都取得了各自巨大的文学成就，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学个性。这都暗含了一个绝大的文学新课题，那就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现实主义，除现实主义本身的内涵、外延与意义，还需要再度认识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密切缘结，现实主义与中国读者的内在联系。

　　理论评论与文学创作的相互砥砺

　　当代文学在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演进与发展中，文学评论或者品评新作，推介新作，或者褒优贬劣，激浊扬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与创作相随相伴，有力地促动了整体文学的奋勉向前。

　　较之其他省份，陕西的文学评论，因为介入人数较多，代际衔接较好，与作家互动频仍，活动较为经常，在发挥能动作用方面，显得更为突出。评论与创作是相互影响的。陕西的文学评论的活跃，很大程度上源于陕西文学创作的繁盛，而评论的不断介入，既促进了文学创作，又演练了评论自身，使得创作与评论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彼此借力，相互砥砺，从而实现整体文学的不断向前与健康发展。

　　50年代的陕西文学，创作的力量十分强劲。由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等人构成的创作主力，不仅引领着陕西的文学创作蓬勃发展，而且也在全国的文学创作领域位于前列水准。在这背后，文学评论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特别是评论家胡采卓有成效的辛勤劳作。延安时期就参加边区文艺工作的胡采，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陕西担任作协主席、文联主席，但他始终坚持文学评论写作，并以此作为组织和引领文学创作的最好手段。50年代，他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年轻的朋友》，王汶石的《风雪之夜》等作品发表不久，就及时撰写专题评论文章予以热情推介。他还在《从生活到艺术》《从作家的生活创作道路谈起》等理论文章中，把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等人的创作上升到理论层面，从作家“生活道路”与“艺术成就”内在关联的角度，对他们各自取得的突出艺术成就予以深度解读。

　　“文革”结束之后胡采再度复出，身兼数职的他不改以评论促动创作的初心，主持创办了《小说评论》，并对当时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予以倾情关注。1981年，陕西文学界在胡采的倡议下，成立了以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笔耕组”。组长：王愚，副组长：肖云儒、李星，成员有：刘建军、刘建勋、李键民、畅广元、陈贤仲、蒙万夫、费秉勋、薛迪之、薛瑞生、王仲生、孙豹隐等。之后，又吸收了陈孝英、李国平等，这些成员，都是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年富力强的实力派。“笔耕组”成立之后，围绕着正蓄势待发的陕西文学创作，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文学评论活动，包括对贾平凹、路遥、陈忠实、邹志安等人的文学新作进行会诊式的座谈研讨，就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创作和青年作家的创作等专题，接连召开作品研讨和创作推进的座谈会等。“笔耕组”的文学研讨和其成员的文学评论，倡导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践行“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文风，对当时的一些作家作品的品评与研讨，直言不讳，不留情面，使得如今已经成名的不少作家回想起来依然心有余悸。陈忠实就此说道：“我是被蒙万夫老师骂出来的。”贾平凹说过：“‘笔耕组’敢说实话，能点到穴位上。”叶广芩也说过：“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作家，主要是李星老师不断地‘砸’的结果。”“笔耕组”的成员，各有不同的批评个性，但却有一个共通的共性，那就是做作家诤友式的朋友。因为一些成员的相继离世，一些成员年事已高，“笔耕组”在2011年光荣谢幕，其职能分别由《小说评论》杂志和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替代，但其30多年来褒优贬劣、敢于直言的批评精神，却由李国平、李震、邢小利、梁向阳等年轻一代批评家很好继承下来，并以他们的方式发扬光大。

　　2013年，在纪念胡采100周年诞辰的座谈会上，评论家肖云儒细数了胡采留下的三大遗产：留下了陕西文坛团结奋进的风气；留下了《延河》《小说评论》两本刊物，成为陕西文学和评论的主要阵地；留下了崭新的有特色的文学评论风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李国平指出：胡采的理论批评对于陕西的文学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暗中较劲与良性竞争

　　作为个体的精神劳动者，作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学追求与艺术个性，而正因这种彼此有别的追求和色彩斑斓的个性，文学的百花园才总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丰繁盛景。但“花”与“花”之间怎么看待，怎么相处，实际上又暗藏玄机，大有学问。

　　作为文人的作家，因为为人与为文的区别与差异，很难做到相互的心悦诚服，彼此的桴鼓相应，而这又会导致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形：一种是暗中较劲，良性竞争；一种是暗中使绊，煮豆燃萁。前者会令自己更加进步，也会使群体更为优化，后者则会使自己止步不前，并使所处环境走向恶化。而陕西文学之所以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七十年间，保持稳步发展的势头，不断涌现优秀作家，产生优质作品，有一个人们尚未予以关注的内在缘由，那就是作家之间的关系，既暗中较劲，又彼此尊重，由此形成了良好的同行关系，造就了清朗的文坛风气，而这又给优秀作家作品的产生与存活，提供了和谐的环境和健康的氛围。

　　50年代的陕西文坛，写小说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写散文的魏钢焰、李若冰，写诗的玉杲、毛琦等，个个都别有造诣，卓具个性，但他们在潜心从事个人创作的同时，也会关注他人的创作进步，并以暗中较劲的方式，努力突破自己，力求写出更好的作品。

　　这种作家之间暗中较劲的事例，在50年代的陕西屡见不鲜，堪称典型的要数杜鹏程的创作对于柳青创作的刺激。1954年底，柳青大致写完《创业史》第一部的初稿，但他对写出来的初稿并不满意，总觉得还没有脱出过去叙述事件过程的老一套；感到无论是在生活表现上，还是艺术表述上，都非要突破一下不可。正在这一年，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问世并大获好评。杜鹏程的成功给了柳青极大的刺激，他认真分析《保卫延安》成功的原因，认为一个是杜鹏程自始至终生活在战争中，小说是他自己长期感受的总结和提炼，所以有激情；另一个是写作时间较长，改的次数较多，并且读了很多书，使得写作的过程成了提高的过程。“他深感自己有必要在深入生活方面更进一步，使自己在生活上精神上完全和描写对象融化在一起，于是，下决心搬到皇甫村去住”（引自蒙万夫、王晓鹏、段夏安、邰持文编《柳青生平述略——长安十四年》）。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给了柳青以压力，他把压力化为了动力。《创业史》经过柳青深入生活六年后的四次大改，终于在1959年完成写作，而这时的《创业史》，已在原来初稿的基础上脱胎换骨，发表后受到普遍欢迎和高度好评，成为不逊色于《保卫延安》的另一长篇杰作。

　　柳青与杜鹏程在暗中较劲中激励自己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对于文学同行发表的作品不仅常常跟踪阅读，而且经常予以评说，把同行的成功经验经过自己的消化传播给更多的人。如王汶石在陕西的一个青年作者座谈会上，除了谈自己的文学经验与创作感受，用了不少篇幅对陕西同辈作家进行了精到的评说：“我们陕西文学界还是有些好传统的：要像柯老（柯仲平）、马键翎那样坚持文学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坚持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像柳青、老杜（杜鹏程）、若冰（李若冰）等同志那样深入生活。”他还用胡采撰写《从生活到艺术》时，半个月里与四个作家漫谈交流的例子，特别提出“这个文人相重的风气也应传下去”。“文人相重”，这是陕西老一辈作家守望相助的亲身经历，也是陕西文人贡献给当代中国文学的有益经验。

　　80年代的陕西文学，陈忠实、路遥、贾平凹三个文学新星，几乎是不分轩轾地冉冉升起，而他们之间，也继承了老一辈作家“文人相重”良好风气，明里相互击掌，暗里相互较劲，在彼此刺激、相互借力中，都写出了堪称经典的优秀作品，成就了自己的文学理想，铸就了陕西文学的艺术高峰。这里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对陈忠实写作的刺激。1991年，陈忠实按他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地写作《白鹿原》时，忽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有意思的是，评论家朋友李星在转告这一信息的同时，还放下一句狠话：“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写不出来，就从这楼上跳下去。”路遥获了大奖，李星放下狠话，这样连续的强力冲击，使得陈忠实感到自己“再无选择余地”，便推掉一切杂务，全身心地投入到《白鹿原》的悉心写作中，终在1992年的春节完成《白鹿原》全稿。《白鹿原》是陈忠实写就的，但能在1992年间完成，也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从旁相逼的因素，而终未跳楼的陈忠实，由《白鹿原》一作大幅度超越了自我，使其以“民族秘史”成色，成为与《平凡的世界》双峰并峙的小说杰作。

　　陕西作家何以能做到暗中较劲，良性竞争，陈忠实的一席话可以让人看出个中端倪。还在1980年时，西安市群众艺术馆拟组织一个青年文学社，征询陈忠实的意见。陈忠实不仅当即予以支持，而且就此说道：“中国文学的天空多大呀，陕西和西安的当代文学天空也够广阔的了，能容纳下所有的有才气、有志向的青年作家，要把眼光放开到天空去。”仰望星空，向上伸展，陈忠实的这番话，道出了他自己豁达而大气的文学情怀，也显示出陕西作家高远而恢宏的精神境界。这是陕西作家在激烈竞争中互不伤害又共同成长的秘诀所在，也是最值得当下的作家同行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应予汲取的宝贵经验。

　　 （作者：白烨，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