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学的近科学性　　

　　关于什么是“科学”，1888年达尔文曾定义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这个定义明确了科学的内涵，即事实与规律。在法国《百科全书》中，“科学首先不同于常识，科学通过分类，以寻求事物之中的条理。此外，科学通过揭示支配事物的规律，以求说明事物。”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它的职能是总结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科学’这个概念本身不仅包括获得新知识的活动，而且还包括这个活动的结果。”在我国《辞海》中，将科学描述为：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与规律的知识体系。在普通意义上，科学是指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它通过观察、假设与检证对已知世界通过大众可理解的数据计算、文字解释、语言说明、形象展示的一种总结、归纳和认证。

　　从以上代表性的定义中可以发现，“科学”应具有的最基本特征，包括客观性、理论性、系统（逻辑）性。

　　如前所述，理论性表示以概念、公式、定律表达思想观点的基本语言，系统（逻辑）性表示整个理论体系是从基本概念、基本公式和定律推导出来的，且构成一个逻辑整体。由此可见，理论性、系统（逻辑）性实质上是可推导性、精确（唯一）性、可验证（重复）性。即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结果（结论或规律等知识）具有“可推导性、精确性、可验证性”。因此，为区别或防止混淆起见，我们把“科学”称为“真科学”，因为相对“真科学”来说，还有“准科学”、“亚科学”、“泛科学”与“伪科学”等概念。当然，只有“真科学”具有可推导性、精确性、可验证性。

　　这里，我们提出“近科学”的概念。所谓“近科学”，就是应用科学方法能够不断逼近“真科学”，但永远达不到“真科学”的境界。显然，近科学具有可推导性，但不具有精确性、可验证性，而不是真科学，也不是“准科学”、“亚科学”、“泛科学”，更不是“伪科学”。鉴于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生命、生理、生活、生产与生态“五生融合”需求的社会活动，以及满足需求的人才、技术、资本、制度（政策）与文化“五全要素”投入配置，同时研究者还受到社会，以及自身从业观、环境观、消费观、财富观与幸福观“五观价值”影响，加之人类社会活动的往复性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非线性、非均衡、非对称性所伴随的失业、价格上涨、收入差距等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只能追求一种把它们都控制在合理范围里的综合、相对与动态的平衡。这是客观性决定的，我们主观努力就是发现、实施调控与实现这个合理范围里的平衡，不让“按了葫芦起了瓢”现象发生。并且，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的调控决定不同的合理范围，且难以复制。

　　可见，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其价值目标（函数）取向是相对、非线性和非增量的，而且环境具有不可控性。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的价值目标（函数）取向则是绝对、线性和增量的，环境具有可控性。这并不是说，经济学研究中没有技术含量，相反是有技术的，且这些技术大都体现在其科学化，尤其科学方法全过程中。但相对来说，经济学更有思想，更有艺术，更有心理、信心、经验，其结果不像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虽具有可推导性，但不具有精确性、可验证性，而真科学的本质要求“精确性、可验证性”，这就是我们把经济学称为近科学的缘由，因为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等，及其与资源、生态、环境的关系，所追求的综合、相对和动态平衡的思想是不能用精准性、可验证性衡量的，这犹如相关关系与函数关系的不同，还如同用函数关系研究相关关系，我们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问题，但所得到的结果不全具有精确性、可验证性。因此，可以说，经济学不是真科学，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近科学。

　　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西方经济学鼻祖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同时，更多的仍然关注市场背后的道德因素。他认为，市场之所以是道德的，是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推动了社会利益的进步与发展。宏观经济学鼻祖凯恩斯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另一方面，当今国内外现实及存在的问题表明，其根本原因是，经济学在技术层面进步，同时在经济学的本源和人文关怀方面却陷入停滞和倒退。这都比较充分地佐证了经济学的近科学性。

　　三、经济学科学化的边界　　

　　在经济学，尤其计量经济学发展中，通过科学化过程使经济学逼近真科学，这种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如常规地引入数学、统计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等，还有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神经网络、行为科学、复杂科学、脑科学，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大有急速发展之势。但是经济学不是真科学，我们需要思考，在应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问题中，过度地科学化，尤其量化，会走入误区。因此在科学化过程中需要把握边界，追求在解决问题前提下所采用的方法、工具和模型越简单越好。为此，需要明确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1.核心的经济学思想。如前所述，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发展的绝对、线性和增量的思维，而犹如平衡竞技项目追求的是综合、相对和动态的平衡，是一门技能娴熟高超的艺术。如在一定时期内宏观经济调控中，拿捏把握可接受的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收入不均等率等下的宏观经济综合、相对和动态的平衡是极其重要的。此时，经济学的思想比其方法、工具和模型更为重要。再如，陈志武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搞不好，股市搞不好，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工程思维还是唱主角，而不是金融思维、市场思维来唱主角。”特别地，有些深刻的思想只靠方法、工具和模型，我们是得不到的，如股民从股市交易中赚取的收益，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收益，但通过这种交易的劳动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只是社会财富的一种转移或再分配，或者说增加的只能是虚拟的社会财富。因此，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经济思想尤为重要，这当然并不排斥诸如制造（研制）出新方法、工具和模型等“金刚钻”的作用。但能够制造出“金刚钻”的研究者是少数，而大多数研究者是结合实际问题创造性应用“金刚钻”。正如前所言，对唯“金刚钻”挖据出来的量化特征，仍然需要提升为定性描述的新认识或思想。相比来说，这种情况是小概率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过度人为的、不切合实际的科学化，则会走向反面、走入误区，更重要的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因为对方法、工具和模型所揭示的定量分析，还是靠我们的大脑智慧结合理论与实际认知，才能总结上升为思想。如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普及应用行为实验科学化方法、工具和模型显著，但对实验结果的分析需要我们的理论功底和实际认知，才能获得新的思想或认识。

　　2.事实求是的态度。在从事经济学近科学研究中，特别在科学化过程中，因为近科学没有“精确性、可验证性”，探讨争议的空间较大，切记把握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定位。创新是站在巨人肩旁上的，但允许失败。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与交流中，我们更不能一味攻击别人及其观点，何况我们自己亦非完人。宽容别人的瑕疵，甚至失败，应吸收别人所长与经验，完善自己，做出自己的成果，用事实说话，让历史检验，是我们每一个研究者应持有的创新心态。这正如最小二乘法，其预测误差是很大的，但我们都在用，除非有人发明出更好的方法取代之，否则我们继续使用。不可否认，创新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质疑和争论是科学的精神，但质疑和争论不等同于否定和攻击。我们需要良好的宽容心态，不要把精力与时间消耗在无为的“否定攻击”上，需要客观、公正、公平地对待别人的“瑕疵甚至错误”，何况自己同样免不了。否则，两个都有瑕疵的人相互攻击，结果是两败俱伤，既影响心理心情，又影响研究工作，得不偿失。就如同两个陌生人约一个陌生地方见面，如缺少一个暗记，甚至他们同时向对方走动而改变见面的地点，结果是难以或需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见面。正确的办法是需要一个暗记，或一个人不动一个走动。这说明，观点有差异的两个人相互交流时需要共同的认识基础，那就是求同存异，在经济学近科学研究中尤为如此。

　　3.差异化的共生系统。在科学化过程中，选择的方法、工具和模型很多，差异很大。聚集性是自然界一个普遍现象，如山脉、河川都有集聚性。科学研究也具有聚集性，包括研究带头人、研究团队、平台、机会、资源与成果聚集在一起，形成所谓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术共同体里，同仁们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相互质疑争论，建立起相互尊重的差异化共生系统。但不能相互攻击，尤其涉及人身攻击，就破坏了这个共生系统。在经济学科学化过程中，尤其需要尊重科学化程度差异，更不能把自己的科学化方法、工具和模型作为唯一尺度衡量同行及其成果，进而做出超出质疑争论的批评，甚至攻击，以致破坏共生系统与学术文化。这是经济学近科学特点决定的。

　　4.合理的科学化边界。在经济学科学化中，行为经济学独树一帜。我们认为，无论行为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其研究对象包括的内容都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相关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所涉及的各利益主体及其经济行为。经济学的价值在于揭示经济现象的趋势规律及其蕴含的经济思想，这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因此，经济学中科学化的边界及延伸，尤其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边界（相关的活动和主体及其行为）及延伸，都值得研究与揭示。我们则需要加强对科学化在经济学中的表达及边界，以及经济活动及其涉及的主体及边界进行分析，科学地把握边界，以避免走入科学化的误区。

　　特别地，经济学研究引入心理学（实验）方法是科学化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近期，前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即《心理学与生活》的作者菲利普·津巴多和他的20世纪最有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被指骗局，成为最新的争议焦点，引发“危机”。同样，2018年8月27日Nature 子刊Nature Human Behaviour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重复实验了2010—2015年发表在Nature和 Science上的21项社会科学研究，发现其中8项（占40%）实验结论无法复现，让社会科学科学化受到质疑。固然经济学，如同社会科学不具有可验证（重复）性，但在实验室里，在相同的实验环境与输入条件下，实验输出应是相同的，而在实验室外，由于环境不可控，即使相同的输入未必有相同的输出。这次危机或质疑再次波及印证对经济学，尤其行为经济学科学化边界思考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以避免因缺真实的“隐性样本”，依不真实的“显性样本”推断出错误结果。因此基于近科学特点，正确把握经济学科学化合理的边界，是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在实际中，我们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目的、内容的特点，基于事实求是，尊重差异化，发挥自己的优势，把握科学化边界一个合理的度。当然，这个度取决于客观上的近科学性和主观上的选择性，即在解决问题时，选择简单适宜有效的方法、工具和模型。可见，不同的研究者，其科学化边界的度是不同的，但满足客观近科学性和主观选择性，以及具有良好的同行沟通性是确定度的最基本的要求。

　　经济学研究引入复杂系统科学的方法，也是科学化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并形成复杂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相比，复杂经济学的颠覆性体现在：边际收益递增，而不是递减。为此，我们需要分析复杂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认为，在传统经济学中，影响市场供求变化的因素的变化，将导致原来的均衡达到一个新的均衡，这是市场的作用。但是，原来的均衡可能是实物量上的供求相等，也可能是价值量上的供求相等，而新的均衡一定是价值量上的供求相等，而不是实物量上的供求相等。市场的作用体现在，当供求实物量出现不等，或供不应求或供大于求时，通过价格上涨或价格下降，达到供求价值量上的相等。并且在短期内供求实物量是不等的，但通过释放出的市场信息，采取刺激生产（抑制消费）或刺激消费（抑制生产）措施，实施一定时期后使供求实物量越来越接近，甚至出现相等“昙花一现”的理想状态。因此，从实物量上说，供需不均衡是常态。可见，经济系统的确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复杂生态系统。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边际收益递减的本质是投入要素的配置问题，之所以递减，是因为在短期内至少有一种要素的投入量是固定的。随着其他要素投入量增加，并增加到一定量后，这种固定量的要素越来越显得不足，决定了要素配置越来越不合理，进而产出不增加或减少。举个极端简单例子，如只有一辆自行车车架，有两个自行车车轮，可以生产出一辆自行车，但即使有四个自行车车轮，同样只能生产出一辆自行车。但如果所有的要素投入数量都没有限制或足够多，那么此时边际收益就是递增的。

　　四、经济学研究的创新思维与行为　　

　　对于遵从科学的绝对、线性、增量的思维方式的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来说，我们认为，从事经济学近科学研究中，由于“非精确性、不可验证性”，质疑争论的空间就会很大，除上面提到的需要重视核心的经济学思想、事实求是的态度、差异化的共生系统、合理的科学化边界，还需要适应近科学特点的创新思维与行为。无论从事理论研究，还是从事应用研究，实质上都是一个创新过程。从态度上讲，创新就是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工作。当然，创新过程中纵然有多样性，但还是有规律的。怎样创新呢？如不等式“5+5+5≠550”中添一笔，把两个+号中的一个变成4，就变成等式545+5=550或5+545=550。受之启发，所谓创新就是由表面上的不可能到实质上的可能的过程，关键是创新者能够通过表面看到实质。另外，创新还需要“不破不立”的精神、勇气与智慧，即在遵守规则下的破与立。如毕加索十岁时画画可以画得和照的照片一样，但他用40年才画出我们看不懂的东西：不把人画得像人、世界画得像世界。再者，从中文（母语）及文化态度上说，创新有两种。一种是似乎站在巨人肩上，否定或攻击别人，鼓吹自己，针尖对麦芒，表面是损人利己，结果是损人损己；另一种是站在巨人肩上，客观评价别人，求同存异，尊重第三方同行评价。表面是誉人不誉己，结果是誉人誉己。可见，第一种态度不客观，功利性太强。第二种态度宽容客观，无功利性。前者如左公，后者如曾公，恰如“曾公眼里常有左公，而左公眼里则无曾公”写照。

　　我们认为，第一种人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创新、不尊重同行。固然质疑是科学与创新的土壤，但需要有正确的思维和行为。但第一种人科学素养与品质有限，浮躁，好战，一点就着，经常陷于无聊的争论中，一生静不下心来，一般不会有大作为，最多是半桶水，自认“怀才不遇”，且怨天怨地，满腹牢骚抱怨，命往往成为他们（弱者）的借口。客观上讲，经济学近科学特点决定了商榷的空间很大，但一些人很容易把正常的学术商榷演变为非学术的人身攻击。这也是国内学术刊物鲜有发表学术商榷文章的原因所在。

　　第二种人则相反，他们尊重科学、尊重创新、尊重同仁，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与品质，本着质疑、求同存异精神，从研究内容、成果及其内在联系，而不是从学科、门派之隙，怀着一颗平静的心，进行平等的讨论，评价同行成果与观点，取其所长完善自己，久而久之，在自己的领域都有一番作为，且胸怀感恩感激、阳光美好，运则成为他们（强者）的谦词。可见，经济学研究者在尊重客观规律下，其人品是他的真正的资本，它不仅是彼此心灵最后的依赖与生活的通行证，也是事业有成的必要条件。这也印证了“明者见事于未萌，智者图强于未来。”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上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我们需要时刻清楚自己的责任、义务与追求，彻底摒弃功利心，事实求是，注重科学规律，做好自己的学问。坚守什么样的创新态度、思维与行为，是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自己的选择。如大诗人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里写道：“黄昏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选择了其中一条，留下一条改日再走。可是，我知道每一条路都绵延无尽头。一旦选定，就不能返回，从此决定了一生的道路”。

　　可见，创新态度、思维与行为及其选择是实现创新的基石。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依靠长期积累的基础，在学科前沿不同纵、横深度的点线面方面取得进展的创新成果，为学科发展大厦添砖加瓦。但真正少数称得上学者的研究者，他们需要创建自己的、经得起实践与历史检验的思想与理论体系，否则名不符实，而难以立得住。特别地，学术大师，他们都拥有共同特点：潜心、静心与安心学术研究，秉承兴趣，甘于做冷板凳，十年磨一剑，而非热衷频繁、张扬与热闹的学术会议或指挥“打仗式”组织学术攻关工程。鉴于经济学的探索人类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往往一个基本概念的定义、内涵和外延、分类关系与测度，长期达不成共识。因此，鉴于近科学的特点，经济学，尤其计量经济学研究者，面对科学化过程中因客观与主观原因遭受的质疑与病垢，更需要正确的创新心态、思维与行为，更需要把握适度的科学化边界。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绿色发展大数据决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知识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