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依德，敬德保民

　　周公认为周人之所以能够受天命，是因为文王有美好的品德，“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而且能够“敬贤讨罪”：“庸庸，袛袛，威威”，即“用其所当用，敬其所当敬，威其所当威”。从而感动皇天上帝，并降天命于文王。《尚书·酒诰》中周文王自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商族之先人当初之所以得天下，是因为商早期统治者“经德秉哲”，而商之所以最终灭亡，是因其末代统治者“不敬厥德”。与此同时，周王朝的立国者们则是“疾敬德”“克明德慎罚”，才赢得了人们的推崇和信服，进而壮大了自身的政治势力，最终推翻纣王统治，建立了周王朝。

　　殷商末期统治者因暴政而亡国的历史教训即“殷鉴”，促使了周初统治阶层政治智慧的成熟与发展。他们已深刻认识到，夏殷之亡国，主要是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失去了民心。因此，统治者不但要知晓小民之疾苦，知晓小民“稼穑之艰难”，而且还要及时顾察小民的言论，要重视民意，把民当作一面镜子来检查政事的得失。强调“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真正可怕的不是天命，而是民意，这充分反映出人民的言行、情感和意愿在周初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在新政权建设的实践中，周初统治者还对天命的内涵赋予了新的思想，他们不再认为天命是神秘不可知的，将统治者的德行渗透其中，并提出“以德配天”，将天命建构在“德”的基础上，以是否“有德”作为天命神授与否的依据。把天的意志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治者是否“有德”成为左右天命的决定力量。其次，周公进而指出，既然天命依德为本，统治者若要永远保住政权，就必须“敬德”。殷亡的根本原因，就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命”，所以，“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只要“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就能“祈天永命”。

　　“敬德”的根本是“保民”：“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夏代的灭亡是因为夏桀违背了民意，人民痛恨他：“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殷末也是由于“小民方兴，相为敌仇”，最后奴隶和平民在前方倒戈而失败。周要“受天永命”，就必须“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民德”。不仅要保护百姓，还要对所有民众一视同仁。这样结合历史与现实形成的“天命”依德转移说克服了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在当时条件下合理地解释了殷亡周兴的历史大变革，这对于安定周初社会以及决定中国政治此后几千年的价值取向，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不同于殷商神权至上的人文思想世界，并衍生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一系列基本价值理念。

　　的确，周初的险恶形势和周人对历史的深刻总结加速了德治理论化、系统化的完成。王权的骤然转移给周人带来的不只是欣喜，更多的是可能迅即失去的恐惧。特别是三监叛乱后，新生王朝的政治形势如“涉渊水”，岌岌可危。但是事情又不能刚开始就半途而废，周人需要为建业付出新的努力。待三监之乱平息后，周初统治者开始为守业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他们发明了天命转移的新程式，发现了民情这面镜子，并进一步论证了“敬德保民”的德治理论是保持“民情向我”、天命常有的根本大法。

　　推行德政与否关系着王朝的生死存亡，这是周初天命转移理论的结语。它来自对夏商周三代兴替的历史认识：桀、纣之所以灭亡，原因在于“惟不敬厥德”；汤、武之所以取得天下，原因在于“克明德慎罚”。结论就如此清晰地摆在人们面前，“德”就是这样重要，有了它，民众才会安和，上天才会保佑，王权才能长久。必须没有任何疑问地实施德治，这是发展的需要，更是生存的需要。于是在《尚书·周书》的几篇诰、誓文章中，“德”字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文字之一。统治者反复申告：“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在西周金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周人对德格外关注：“敬哉！惠王恭德裕天，顺我不敏。”这是来自“何尊”的文字。“今余惟令女盂召荣，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畏。”这是来自“大盂鼎”的记录。看来，周初的德治思想源于殷商，商周革命加速了德治思想理论化、系统化的进程，这样说是不应该有错的。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可见，在周初的德治建设实践中，“德”不仅是周人缓和社会矛盾成效卓著的手段，同时在其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及制度框架时，“德”已经被提升为国家的意志，嬗变出“明德应天”的新内容。由于统治阶级的极力推行，敬德保民的政治模式显然成为周初政治的一大特色。史传“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这应当是德治思想实践的结果。

　　后世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纷纷把目光聚焦在这一点上，前者汲取思想营养，进一步阐发其德治思想、重民保民理论，部分地塑造了元典政治文明的理论框架；后者则汲取其德治政治的基本原理，使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模式。

　　我们从周秦诸子政治理论中，可以轻易地寻查到受周初敬德保民思想影响的痕迹。儒家继承了它，墨家改造了它，道家批判了它；态度尽管不同，但同样都受其深刻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如儒家的仁政学说无疑是明德保民思想的翻版，墨家的兼爱学说分明是保民思想的升华，道家的无为政治则透露出慎罚的影子。一句话，周初敬德保民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思维的“干细胞”。

　　敬德保民同样也给政治家们提供了思维的平台，无论社会如何演进，思想如何升华，但由周初敬德保民思想所创制的德主刑辅的政治格局，在以后两千余年的社会变迁中，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周初的德治文明无疑是我国政治文明“元典之元典”。所谓民本思想的研究，所谓德治思想的考察，毫无疑问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

　　总之，在西周初年，面对复杂而紧迫的天下形式，西周统治阶层把德治建设当作新政权的政治指导思想。这不仅使殷遗民从思想上接受了新王朝的统治，对安定周初政治形式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对于后世治国思想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周初统治者的德治主张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关注现实、注重伦理道德的政治传统。同时，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提出，是对民众力量的敬畏和承认，是一种重民思想的集中体现，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求统治者认真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努力维护社会各种典章制度，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保证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它的提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起了基础与骨架的作用，并确立了未来民本思想的发展方向，也成为后世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之一。

　　当然，敬德保民思想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关键在于其本身在政治理论上全新的创制与突破。在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成就做一个总结。首先，它第一次触及了社会运动的根本力量。周初的统治者为了神化王权，也提倡敬天。但是夏商王朝的兴衰更替，使他们深刻感受到了民众力量的巨大，在总结历史的同时，他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口号，还将“天命”和“民意”整合起来，提出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观点，并创造性地提出“欲至于万年为王，子子孙孙永保民”的政治见解。这是历史上首次明确地将民众视为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周初关于民的认识显然已经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尽管对民的认识还是非常幼稚和朴素的，它的外壳还包裹着神的外衣；尽管统治阶级“保民”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政治利益，尽管在政治实践中重民保民会大打折扣，但它毕竟首次承认了劳动人民的力量，并将民众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新的和正确的估价。这样，神权政治的铁幕就被撕开一个豁口，使民本思想得以崭露出新壮的苗头。

　　其次，敬德保民思想为社会发展第一次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模式。在西周王朝出现以前，尽管阶级社会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但社会政治理论的发展截至商末，并不十分完善。表现为社会缺乏一种“公义”准则，或者说公认的模式，它既是每位社会成员遵循的标准，又对某些社会成员的放逸起约束效力。因而，其社会政策还处于针对性很强的就事论事阶段，缺乏理论思想的指导。进入西周，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周初的统治者总结历史，制礼作乐，使政治理论大为完善。其政权生存理论相当成熟且易于操作，无怪乎儒家祖师——孔子对周初政治有着魂牵梦绕的感情，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至隔几日梦不见周公就失魂落魄般的苦恼。事实说明，尽管周初的政治理论还存在不少缺陷，譬如其民本思想的成长存在着缺乏实践支持的可能，但它毕竟第一次给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一套相当完善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样板，这对于政治文明的进步显然是一个里程碑性质的贡献。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道德是古代中国的最主要的治理准则。在《尚书》这部古老的著作中，蕴藏着丰富的德治思想，从道德的角度关照人与自然的关系，聚焦人与天时、人与天命、人与天灾三个方面，从正反两个向度，阐释了人与自然、道德与国家治理的联系，强调统治者要有崇高的道德，做到“应时”“应和”“应戒”，防止造成自然灾难和社会动乱。传承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进而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具有重要意义。今天应充分挖掘这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思想资源，体会其关于德治的深刻意蕴，并对这些思想进行创造性吸收、转化和创新，使之适应新的时势，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作者：李青唐，系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