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谢冕新著《中国新诗史略》的历史叙述

　　胡适《尝试集》，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出版

　　郭沫若《女神》，泰东图书局1921年8月出版

　　闻一多《红烛》，泰东图书局1923年9月出版

　　艾青《归来的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

　　1937年7月25日诗场社刊出《诗场号外·卢沟桥事件专刊》

　　2008年5月《诗刊》刊出抗震救灾诗传单

　　 ●天下良书：

　　《中国新诗史略》在谢冕先生个人学术史上的地位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见证并祝贺一本新书的问世。这本新书，彻底洗刷了我们在此之前对某些新书满不在乎的感觉，因为，无论是理性还是直觉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本新书非同寻常，意义重大，它是一本大书，一本极有分量的书。它书写的是文学史，却注定要被文学史所书写。

　　看完全书，我毫无缘由地想起我曾经在一部长篇小说中描写的一匹马——一匹骏马。当一位出身于养马世家、祖祖辈辈都养马的人，看到马群中这匹与众不同的骏马时，心头飘过四个字：天下良驹！

　　那么，这本叫作《中国新诗史略》的书呢？天下良书。

　　不仅是“史略”二字让我想起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更是这本书宏阔的学术视野、对文学现象的高度概括、十分准确的因果分析、条缕分明的脉络呈现、对诸多问题的透彻揭示和精辟论述，使我想起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那本书，是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者们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书。而《中国新诗史略》大概也是未来从事中国新诗史研究的人绕不过去的书。

　　谢冕先生一生，除了喜爱洗凉水澡、寻求天下美食而外，最大的嗜好就是写书。他的许多文字，都是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键节点上的，还有一些前瞻性的、引爆性的文字，促使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现新的节点。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许多重大的话题与他有关。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实实在在，是可以一一道来的。

　　《中国新诗史略》无疑是他个人学术史上最重要的著作。

　　我们从这部著作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成长能力，是超越年龄的；成长与年龄无关。我们曾不无悲哀地一次一次地看到，许多人在完成一次人生的荣耀、事业的辉煌之后，成长能力明显衰竭，从此原地踏足，甚至止不住地退化。当然，我们也不无欣慰地看到，有些人却能永葆旺盛的成长能力，一路向前，风景无边。谢冕先生显然属于后者。我们在这部厚重的著作中，看到的是一如既往的活力，一如既往的敏捷，一如既往的锐利，一如既往的清澈，一如既往的拒绝陈腐、老调重弹。一路读来，总会联想到一些词汇：充盈、充沛、直率、智慧、一往无前。而与以前他的著作相比，这种成长还表现在：比以前更加冷峻、辨证，更具控制力，主观抒情有所弱化，而客观叙述大大增强。当年，他的学生黄子平曾以“走向不成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他的不断成长。而我们今天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他的成长：这部著作是谢冕先生等身著作中最成熟的一部——毕竟成熟是更高的境界。

　　也许，在他这个年龄上，我们无论以“走向不成熟”还是“走向成熟”来评价他，似乎都不合适。我们换一种说法：炉火纯青。或者是：圆满。

　　●文学史写作的最高要求：

　　清晰而确切的文学史演化和行进脉络呈现

　　一部成功的文学史书写，其一大特征是：书写者向我们清晰而确切地呈现了文学史演化和行进的脉络，这是文学史写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高要求。

　　《中国新诗史略》完美地达到了这个要求。

　　百年新诗史，时间虽然并不很长，但回首看，毕竟烟雨茫茫，混沌一片。加之中国的新诗史，并非只是诗歌本身的发展史，而是一部与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始终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因此，呈现它的发展脉络就会异常困难。

　　强烈而坚定的脉络意识，使我们的阅读，从一开始，就被吸引到脉络的起点。随之，这脉络像崎岖而曲折的路径，沉浮于历史的无限苍茫之中。我们沿着这些变换的、多叉的、回旋的，有时断裂，但最终还是连接上的脉络，从近代走向现代，从现代走向当代。

　　我们看到这一飘忽不定的脉络，并不是从新诗史开始的，而是从近代——新诗漫长的前奏开始的，甚至更早，甚至是从中国古代诗歌史开始的：四言到五言到七言，然后再到字无定数的新诗。我们目睹了诗歌的变化、革新。我们窥见哲学对存在背后藏匿着的三大运行原则的揭示：对立统一的原则、量变到质变的原则、肯定之否定的原则。百年新诗史的脉络完全契合了这三大原则，尤其明显的是契合了第三大原则：肯定之否定的原则。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博弈，该书就让我们看到这一怪圈式的过程。有共时性的同与不同，又有历时性的同与不同，互相认同，又互相驳斥，而就在这个肯定之否定的状态下，新诗的雏形得以显示，继而是成长，羽翼丰满。说“螺旋式的上升”也好，说“曲折向前”也好，本书作者使演化和行进的历史脉络昭然若揭。虽是烟波浩渺，一切物象沉浮不定，但那脉络分明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于是，我们掌握了历史，掌握了文学史，掌握了新诗史。

　　脉络得以清晰而确切地呈现，首先在于对堆积如山的材料的占有与把握。该书由始至终都在向我们显示那些可以诉说历史、使历史得以呈示的材料。所有的评点与论说，都是建立在扎实的、最具说服力的材料之上的。这些材料，或是历史事件，或是文学团体的成立与宗旨，或是通讯、日记，或是同仁的往来。这些不同材质的材料，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构成、推动历史的元素与力量。我们当对该书的注给予特别关注。这些注不只是出于学术规范，用以标明引文和其他论据的出处。它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其中大量的注，是提供材料的。这些材料虽然没有放置在正文中，而只是放置在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注的位置上，但是它们却有力地佐证和呼应了正文的阐释与解读。许多注，犹如短章。比如周作人对《小河》的自我阐释，比如张元勋在《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的回忆。大量这样的长注，它们同时也是一片一片的历史。它们默不作声地使这部学术性著作显得扎实而可信。我在阅读该书的时候，没有放弃对任何一条这样的长注的仔细阅读。它让我想到了马赫的哲学著作《感觉的分析》。那本书的注曾使我非常着迷。它的注多而长，在有些页码上，其所占的篇幅甚至超出正文。这些话题和材料，非常有价值，并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切地理解正文。

　　材料多到只能让其中一部分以注的方式出现于书中，反映了作者对材料收集所下的功夫。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其中一些材料的获得并非易事。而这些费尽周折、苦苦搜寻而来、有可能会被埋没的材料，往往更能帮助作者完成呈现新诗脉络的愿望。

　　脉络得以清晰而确切地呈现，必得辨析。对现象的辨析，对材料的辨析，对一个诗人前后作品的辨析，对一个诗人与另一个、另几个诗人作品的辨析——这部论著的作者，始终在进行这种辨析。比如：

　　那时的人们并没有从“西风”中去寻找、去获取外国诗歌中艺术和诗意的借鉴和启发，而是汲取了两方诗歌中那些最耀眼也是最浮表的意识形态化的经验，包括反抗、斗争，以及普罗文学的那些内容，而这些，却是与诗歌的内在品质几乎没有关联的。

　　再比如：

　　朦胧诗代表着对于时代的反省精神，它有着异常锐利的批判性。但若把它等同于简单的政治意识，则可能产生认识上的误差。朦胧诗究其实质是一场艺术的革新运动。

　　正是这些无穷无尽的辨析，推动了对新诗史的描述。我们看到了现象的多义性，各种观念之间看似微妙而实质上却有极大不同的差异性。

　　这本书之所以能将历史的脉络呈现得如此清晰、确切，除了依赖于对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与辨析，更注重对那些往往容易被忽略不计的历史细节的描述与辨析。一封书信，一篇日记，一次聚会，宏大的历史倒有可能从这些看似琐碎的、平常的历史细节中鲜明地被折射出来，并且使历史变得富有质感，伸手可以触摸。以描述与辨析历史的细节来呈现历史，与小说以描写细节来刻画人物同出一理。

　　这部书的历史感，还与作者一以贯之的时间意识有关。此书，有大量的时间标识。“公元1919年”“公元1915年至1917年这段时间里”“这一年的12月25日”“1899年的最后几天”……这样的书写，一方面显示了作者对历史的了如指掌，另一方面使我们获得了强烈的历史真实感。每当这些时间出现时，我们便立即进入历史语境——尽管是文字的书写。这样的书写，还形成了一种叙述的气势，使这部著作显得非常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