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叙述百年历史：

　　历史的节奏与叙述历史的节奏

　　百年新诗史，其运行的节奏也是多变的。仅用不到500个页码的容量去容纳这百年历史，并使之活生生地呈现于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难度。

　　如何叙述这百年历史？

　　谢冕先生的基本策略是：叙述节奏与历史节奏相悖。就是说，当一段历史处于缓慢节奏时，叙述节奏加快，用十分简洁的文字，用很短的篇幅加以概括，甚至一笔带过，毫不迟疑地采取加速的手法，而当一段历史处于急剧变革、风雨飘摇、天翻地覆的快节奏时，叙述节奏反而放慢，不放过任何一个重要细节，十分耐心地加以解读，采取的是减速的手法。

　　这本书在叙述的节奏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对这一点很在意。

　　高度概括与细心铺陈交替使用，让阅读一部学术性的著作也变为一件充满快意的事情。这里举一个例子：

　　伴随着这两位新月派代表人物出现的，有许多中国诗坛的有趣的故事，例如闻一多先生的寓所，例如“太太的客厅”，例如“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例如“《爱眉小札》”以及相关的浪漫故事，比如诗刊的出现和诗刊的“放假”，例如康桥的别意以及“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等等。

　　本书作者对这一切并不一一细说，而只是一一罗列，给人的印象是那是一个处处有故事的时代，一个充满生机和充满趣味的时代，一句跟着一句，读起来，节奏感十分短促。但当结束这一连串的只有故事名称而没有故事内容的交代之后，跟着一句：“现在只说闻一多的‘家’。”然后不慌不忙引上一大段徐志摩的“披露”，再不慌不忙就这段“披露”加以解读，说出“新月”这个集体是松散的，不是由于号召，而是一种集聚——由于共同趣味而逐渐地集聚，进而说出一大帮“新月”人物，再说出“新月”的唯美倾向。

　　对那些诗人或诗作的评价，也往往是先一口气十分简要地说出其人、其作、其特色，然后再一一细读。比如：

　　这种丰富博大属于一个时代。在清代，与王士祯站在同一高度的另一位是纳兰性德（1654-1685），比王士祯晚二十年诞生，又比他早十几年去世。他的彗星般的生命与写作，是一个象征。随后出现的是著名的才子袁枚（1716—1797），也是一位传奇性的大诗人。与他同时代的有黄景仁（1749—1783），即黄仲则。他比袁枚小了二十多岁，又比袁枚早去世十多年。他的创作与生命同样具有强烈的象征性。

　　然后，以一句“纳兰性德和黄仲则的英年早逝，对于清代诗歌似乎是一个悲哀的暗示”过渡，继而放缓节奏，开始分别仔细评价这二人。

　　《中国新诗史略》就是在这番加速、减速的轮替中完成了对百年新诗史的呈现。

　　在感受本书对历史叙述的节奏感时，我联想到了两个词：滔滔与涓涓。

　　该书不时出现一段段令人震撼的文字，它们常用来概括一个时代，一种潮流：

　　其实，清代末年诗歌和文学的症结不仅在于发展的极限，而且还在于它与时代的隔膜与偏离。就诗歌而言，它已无力表现这个血泪纵横、天塌地陷的时代。特别是晚清，多事之秋，风雨飘摇，天地变容。接连不断的国耻，无处不在的民瘼，这时代宣告了与优美、纯情、轻松抒情的格格不入。这不是一个歌唱与书写的年代，这是一个诉说与呼喊的年代。形式完美的、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诗，与周遭的倾塌、崩裂、泪痕、血腥和零乱，构成了极大的反差。疲惫而力竭的诗歌，已经无力承担眼前的沉重。

　　这些书写往往只一个自然段，是冲决堤岸般的语流倾泻，滔滔而来。这既是语流的一泻千里，也是那个时代或一股潮流的写照：紧张、急迫、风起云涌、大浪淘沙。

　　如此气势的叙述，也许不久，就会进入安静的细节或文本分析。这些分析，抽丝剥茧，细致入微。此书有大量这样精致、精到、精准的分析，那时的文字是一湾溪水的涓涓流淌。

　　或滔滔，或涓涓，我们在两者之间自然进入，而百年历史就在这些抽象的具体的呈现中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

　　《中国新诗史略》为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一份成功的写作经验。

　　 ●一种批评文体：

　　坚信形象化语词背后的理性力量

　　说到谢冕先生的学术著作，自然涉及“批评文体”的话题。

　　这个话题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学术性文章、著作陷入“机械性僵硬”的当下，我们来谈论由谢冕先生独自营造的一种批评文体，更加意味深长。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认定了一种共同的学术文体，以为学术表达，就一定得是这种语体和格式。对个性化表达的无休止打压，最终使大量的学术论文成为学术公文，使学术著作成了无性别、无调性、无具体写作人的公共文体。如今，堆积如山的学术著作，其作者似乎只是一人。我们视而不见那些被我们奉若神明的思想家们，其学术表达并非都是“规范化”的。福柯、海德格尔，还有改造和借用日常语言而将其转变为哲学语言的维特根斯坦，莫不如此，而沉醉于酒神精神的尼采则更不必说。说来很具讽刺意味：徒子徒孙们如此伺候文字，而他们的主子却自由自在地驾驭文字天马行空。

　　当我们在这成千上万的文章著作中，不用看署名，就语体与论述的推动方式就能大体判断出它是出自谢冕先生笔下，我们作何感想呢？

　　所谓“公共文体”，其特征就是：依仗成串的抽象术语、各种抽象程度很高的概念以及各种理论资源（大多为外来），明确标榜使用了何家的研究方法，再加上一些固定不变的写作格式和要求。它最大的敌人是形象化语词，以及形象化的语词表达。近几十年的学术文章、著作的写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贬抑、轻看和驱赶形象化语词的过程。

　　谢冕先生恰恰喜欢这样的命名：死水下面的火山、在新的崛起面前、北方的岛和他的岸、七月的希望……《中国新诗史略》依然如此。当然，也有不少看似学术化的命名：“历史启示着未来”“中国的循环：结束或开始”“一个世纪的背影”“文学性格”……但这些命名与时下学术杂志上的通常标题风格依然相悖，它其实是形象化语词与抽象概念混搭的语体。

　　那是他钟爱的语体。

　　他对如此语词所具有的表达理念的强大能力从未有过片刻的怀疑。这些看似非学术化表达的句子，在他看来，不是一般的陈述句，而是意思圆满的判断句。我们可以尝试着把他的句子译为由术语与概念构成的句子。但我们也会发现，其中有些语词，我们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可以替换的相应术语和概念——那个形象化的语词或句子，在表达理念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崛起”，它既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形象，也使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一个事理。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抽象的词取代它并能揭示出现代诗歌这一突然的、空前的革命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发现并收复了被我们遗忘了的或无法问津的理念空间。

　　我们别忘了黑格尔在他的著作中说：你要想知道阿拉伯人吗？那么，你就首先要了解阿拉伯的天空、沙漠和骆驼。我们别忘了勃兰兑斯的散文化、个人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我们也别忘了王国维用“昨夜西风凋碧树”那样的语词去呈现他对艺术三境界的指认与界定。我们更别忘了老庄正是转借形象化的语词而摇身一变，将其变为哲学语词的。

　　个性比统一规格下的所谓深刻可能更有意义，也更有存在的活力。历史常常以有无个性作为优胜劣汰的标准，这也许毫无道理，但事实就是如此，数百年数千年，一成不变。

　　《中国新诗史略》只能出自谢冕先生之手，我们谁也无法效仿。

　　最后，我们说一个人，他对《中国新诗史略》的特殊贡献，我们当铭记在心。他就是刘福春先生。由他提供的那些珍贵的图像，给这本书增色无限，这些难得的图像，让这本书的历史真实感变得无以复加。

　　（本版图片均由诗歌评论家、新诗文献专家刘福春提供）

　　（作者：曹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