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教育的目的应是实践

　　近期有两个事件的出现，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是有北大哲学系学者发表了关于哲学何为的论文，并且被《新华文摘》转载。文章的基本意思是，目前的哲学教育主要目的是培养专业学者，而忽略了哲学的普及功能。哲学做得越好，离开公众越远。这种情况使人疑惑：这是好的哲学吗？（张志伟：《哲学学科的繁荣与哲学的危机》，《新华文摘》2018年第12期）

　　另一件是网络上出现的毕业季各种恶搞。比如一个穿着研究生学位服的男生在路边摆摊，标牌上写着：“哲学硕士，精通德国哲学，古希腊哲学，分析哲学，求包吃包住的工作。”如果联系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这个场景显然意有所指。

　　有学者严肃地指出，如果真的精通德国哲学、古希腊哲学或者分析哲学，那么，好工作多的是。但是一个硕士精通任何一种哲学都是困难的，遑论数种。这显然是个编出来的段子，因为并没有哲学硕士这种说法，只有西方哲学硕士、中国哲学硕士等具体的名称。

　　也许我们可以推论出的一个疑问是，没有精通任何一种门类哲学的哲学系硕士毕业生，是否毕业即失业？他的失业，如果不考虑外在的因素，究竟是学业太专一还是太“万精油”？

　　这是在说哲学教育的目的问题——显然太大。除却哲学是培养理想人格之类的老生常谈，就现在我们讨论的具体内容来看，不禁要问，哲学教育究竟是培养直面现实的思考能力，还是直面文本的分析能力？

　　如果笼统地回答是与非，则与事实不符。也许我的答案比较悲观：我们的哲学教育不仅逐渐丧失了培养学生文本分析的能力，而且，也以低俗的、廉价的所谓阅读经典掩盖了培养直面现实能力的任务。

　　在史与思相结合的视野中，哲学至少是阅读文本、分析文本的。然而，在传统文化复兴热的背景下，这个任务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文本被局限为传统文化，更被缩减为儒家文本（甚至是野路子的）。关于现代版《三字经》的争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点——对《三字经》中若干不适合于今日的成分略作删改，明明功莫大焉，却被人污蔑为损害传统经典。事实上，在史与思相结合的视野中，史即便是哲学史，也不是儒家一家所能规范。虽是常识，今日仍有重申之必要。

　　黑格尔认为，后起的哲学体系吸纳了前期的哲学体系。当我们回归儒家经典的时候，须注意后世的思想史、哲学史对其展开的批评，而不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理论预设和实践展开之间真正存在语用学矛盾了。

　　也有人认为，提倡国学正是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索。他们认为，现实存在问题，比如道德衰退、传统文化不彰，所以提倡国学。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问题，不可能在此一一解答。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再创造来回应这些问题呢？哲学的工作方式也许还是需要文本化，但这些文本为什么不是我们自己撰写的呢？

　　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这个时代的文化。就中国而言，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时代精神不可同日而语。除去两者内涵的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当时的人们自己创造的。这才是真正的现实，真正的哲学的对象。

　　因此，哲学系毕业的学生的长处不在于他们学了很多哲学史的知识，而在于他们被训练了能够直面现实的思考能力。这显然是一个人尽皆知的观点。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但是，授之以渔本质上是手段，目的还是鱼。只是直接给鱼，无论多少年的教育都不够，因此就教授了获得鱼的方法论。在史与思的视域下，直面现实的任务反而被遗忘了。

　　当我看到我们的学生辈写着和我们的老师辈一样的哲学论文，比如“《孟子》人性论研究”“《庄子》政治哲学研究”，我就想起很久以前一位学者的比喻：现在很多人在争论动车为什么不开，却忘了自己正处于动车之上，一日千里。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