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科学的认知偏见会导致研究经费减少。近几十年来，关于私藏枪支的相关研究，从美国政府获得的经费越来越少。全美数百个城镇举行游行呼吁控枪。新华社发

　　反科学的认知偏见会导致研究经费减少。近几十年来，关于私藏枪支的相关研究，从美国政府获得的经费越来越少。全美数百个城镇举行游行呼吁控枪。新华社发

　　特朗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出于私心成见常常忽略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气候变化证据。图为美国洛杉矶举行“人民气候游行”。新华社发

　　公众对不同的科学发现往往有截然相反的反应。新型飞机和新款手机一经问世就收获满堂彩，而质疑政治或宗教现状的发现就可能遭到诘难和反对。

　　如何说服公众接受那些有确凿证据的研究？光是喋喋不休地罗列事实显然不行。实际上，这样做还可能适得其反。由于人类天生就存在认知偏差，在做决策时我们并不完全是理性的。

　　近来，心理学家发现了阻碍理性思维形成的一些关键障碍，比如走心理捷径、固执己见、从众心理，他们针对每种情况，都提出了有效的应对策略。

　　1.认知偏见

　　从原则上说，科学研究应该远离派别之争。毕竟，科学研究是通过验证关于自然界运行原理的各种假说来得出结论的。以鼠海豚为例：根据它的外表和水栖特性，这种动物应该是鱼。但是，科学家却多方搜集证据，打破了这个成见。观察它的骨骼结构，发现它没有鱼鳃。此外，它还与其他温血陆地动物有许多共同基因。因此，科学家很肯定地将鼠海豚归为了一种哺乳动物。

　　然而，究竟什么才算事实，却并不像确定鼠海豚是不是鱼一样容易让人达成一致。这一点，只要看看网上的新闻就知道了：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常常忽略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气候变化证据。还有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接受一百多年来有关进化论的证据。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学院知识分子给“科学”两字打上了引号，而许多非专业人士又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

　　公众对科学发现的态度是摇摆的：对于新型汽车和新款手机，大家笑脸相迎；而当科学发现挑战了现行的政治或宗教观念时，公众又会同样迅速地萌生敌意，历史上案例太多了。在伽利略的时代，罗马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其实都是受过良好教育、主张进步的知识分子，但当伽利略公布他的观测结果，质疑当时的主流学说时，他们却出离愤怒了。伽利略遭到软禁，被迫将自己的观点当作异端放弃。

　　原则上讲，科学思维就是尽可能得到和某个问题相关的所有信息，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一旦科学家发现，某些论点没有牢固地建立在逻辑和以观察或实验为基础的证据上，他们就会认为，这些不同观点的提出者，要么不了解事实，要么就是出于私利的目的在阻止事实的传播——比如，某些烟草公司压制吸烟和肺癌相关的研究成果。面对缺乏理性或者怀有偏见的对手，科学家的嗓门常会越来越高，会更加高调地说明事实，希望自己的对话者也能做出科学的决策。

　　然而好几方面的研究都显示，喋喋不休地罗列事实未必能让对方作出更客观的决策。在有些情况下，这样的做法还可能适得其反。虽然人类是智慧生物，但可惜的是，在做决策时，我们并非完全理性。

　　要理解人为什么会有非理性思维，需要综合好几个领域的科学知识。本文的四个作者分别来自不同的领域。

　　查尔迪尼熟知启发法（heuristics），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迅速决策的法则。

　　肯里克研究了我们的决策是如何被一些社会性动机（比如寻找配偶的欲望或是自我保护的本能）扭曲的。

　　科恩研究了宗教信仰如何影响人的判断。

　　纽伯格研究的是认知偏见，它会使人在遇到新的相反的证据时坚持原有的观念。

　　我们四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试图深入理解扭曲理性思维的心理学机制。

　　大家经常受到错误观点的误导，弄清楚思维为何会误入歧途，对于以正视听至关重要。我们和同行的研究指出了阻碍理性思维形成的关键障碍。我们探讨了这些障碍为什么产生，我们该如何与它们抗争，并最终将它们击垮。在所有这些障碍中，有3种特别突出：

　　 思维惯性。人脑天生就有一种对付信息过载的策略：当我们的信息太多，或者时间太少时，就会依赖一套简单的“启发法”来做出决策，比如接受群体的共识，或者信任一位专家。

　　 私心成见。即使我们有充裕的时间、足够的兴趣，不用走捷径，我们有时仍会以有失偏颇的方式来处理信息，这时的我们不像一位公正的法官，倒更像一个为暴民代言的律师。我们天生有一种倾向，会关注某些发现，忽视另外一些；会重新解释复杂的证据，使它们符合我们的固有观念。

　　 社会动机。就算我们克服了前两个障碍，强大的社会动机仍会阻挠我们对既有信息做出客观分析。我们会偏向哪种科学结论，取决于我们有着怎样的社会动机，比如是否渴望获得社会地位、和某个社会群体观点一致、追求一位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