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查工作》最初写于1930年，后经修改和补充，于1964年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中以《反对本本主义》为题目发表。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在最后定稿时，毛泽东还在该文的第三部分增补了几句话，以便更完整地概括原文的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篇重要文献，有助于理解毛泽东教育思想。

　　延安时期，战士们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我们今天讲做学问，是讲中国长治久安之道，是讲治国理政，而不仅仅是某个具体学科，更不是某种教条。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治国理政的人才，这是古今教育思想中的大道理，也是专业人才培养必须服从的“大学问”。古代有大学、小学之分，大学就是培养治国理政人才的，在大学里讲得最多的不是具体知识，而是政治。治国理政就要抓住国家中的政治问题，如果将教育办成了仅仅传授知识的机构，远的——比如苏联解体——不说，只要看看目前还可能继续的修例风波及其中某些青年人的无知表现，就不难理解教育脱离政治在历史上教训惨痛。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对于人才建设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总结。

　　毛泽东思想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学来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每次大失败，都是唯心论盛行的结果。共产党早期的干部像陈独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坚定，但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结果给党带来1927年的大灾难。开始以为，只要听苏联的就肯定能取得胜利，后来才知道盲从他国经验，脱离中国实际是要掉脑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学到的党课是谁上的？是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在1927年给上的。敌人是最好的教师，沙场是最好的课堂。你正儿八经给他讲，他听不进去，一流血，什么都学会了。那一次蒋介石逼得共产党人抛弃了陈独秀“绘画绣花”式的革命，脱了西服，拿起枪上了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就是这样由它的对立面展开了。

　　开展武装斗争，刚刚打开一点局面，王明又带着斯大林的圣旨来了。李德、博古等人听不进长期坚持实际斗争的同志们的意见，将用于欧洲平原的坚守阵地决战的战法用于中国东南山地，最后把根据地丢了个干净。红军大转移开始时，他们还是死守他们那一套办法，结果出发时是8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只剩下3万多了。李德这个外国军人，机械地把欧洲军队的战法搬到中国山地，碰得头破血流。在中国是山地作战，又是敌强我弱，怎么能用欧洲平原大部队决战的方法？付出了5万多人的生命的代价。当时你说他，他不听，很多人也不敢怀疑他。为什么？人家是“权威”，王明受到斯大林单独召见。后来的张国焘更厉害，他受到过列宁的接见，而且据他自己说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这些人牌子都很硬，文凭也很高，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最后实践的“权威”打倒了观念的权威，到陕北后，我们党明白了，马列主义的原理要跟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不断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错的。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

　　当时，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灯塔，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大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自觉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问题是唯心主义是不能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当时许多在领导岗位的人缺乏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更缺乏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为此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后来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认为，它好就好在这篇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打倒了曾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盛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唯心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取决于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机械地服从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这是毛泽东和教条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教条主义本质就是唯心主义。

　　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实践的检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像的。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来自血的教训，这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学来的。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昨天不是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掉下来的，今天也不是从华盛顿的白宫掉下来的，它是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不这样，与长征一样，还是要流血，要亡党亡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