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图为市民在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县城道路上骑行。 （新华社发）

　　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终结了旧中国饱受屈辱的历史和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披荆斩棘、自强不息、接续奋斗，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写下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取得世界瞩目、举世罕见的发展成就，迎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

　　一、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采用怎样的社会制度、沿着什么道路搞建设？我们党按照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既定战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社会主义。

　　近代以来，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内忧”表现之一即民生问题突出，社会矛盾激化。人口众多、一穷二白、积贫积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加剧两极分化现象，酿成更为剧烈的社会对抗与动荡。中国共产党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创立之初就向往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经过艰辛探索与实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设计出切合国情的路线图，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在抗战烽火中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对此作了详细论述和精辟分析。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此作为迈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因此，新中国一成立，便按照原先设想，着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这场社会大变革，与乘胜统一中国大陆、大规模剿匪、抗美援朝同时进行，加之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其难度之大、头绪之多、情况之复杂难以想象。党带领人民迅速恢复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经毛泽东同志亲自审定，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渡时期有多长？我们党起初设想需要3个五年计划、大约15年时间，到1967年基本完成。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大力开展各项民主改革，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通过实施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为重点的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创造性地全面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因素在新中国迅速增长并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过渡时期的时间比预计大为缩短，实际仅用7年。1956年9月，党的八大郑重宣布：“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新中国成立，改变了国体、政体，人民在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则意味着新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在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延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被消灭，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再存在。这就从制度层面落实了中国今后走什么路的问题，为我国今后的一切发展和进步确立了前提、奠定了基础，为我国今后避免出现大的阶级对抗性的纷扰动荡提供了制度保障。时至今日，我国已发生巨变，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没有变，被列为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制度设计的意义极为重大深远。

　　二、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党的八大明确宣布，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地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尽管结束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工作并没有全部完成，八大仍果断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中国这样一个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课题和巨大挑战。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起初一边倒地学苏联，随后意识到不能照抄照搬。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开篇就强调对苏联最近暴露出的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要引以为戒，提出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谈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时，毛泽东同志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明确表示，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体现了开放的胸怀、理性的态度。

　　党和人民奋起直追、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十分急切。由于经验和认识不足，急于求成、急躁冒进，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我们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轻率发动“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1962年“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可惜这种良好势头未能延续下去。随着中苏关系交恶、双方论战升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国际上的反修斗争联想到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对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作出错误判断，以致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愈益发展，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打乱了经济建设的节奏。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演变为一场持续十年的全国性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了十年浩劫这面镜子，我们后来的路才走得更加坚定和清醒——深刻认识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能走，也走不通；更深刻认识到“左”的危害，乃至特意把“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写进党章，时刻警示。

　　我们在探索中有挫折和失落，也有历经艰辛、排除万难取得的成绩。八大闭幕后，党带领人民筚路蓝缕、发愤图强，掀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雷锋、焦裕禄等优秀党员干部的涌现，以大寨和红旗渠为代表的改造山河的壮举，大庆油田的开发，“铁人”王进喜“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奉献精神，特别是科技人员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自主研制，成功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打破外国的核垄断、核讹诈，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这些都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精神风貌与凌云壮志。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我国发展仍不乏亮点。譬如，我国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建成一些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投产了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成功进行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育成并推广籼型杂交水稻，等等。从长时段讲，新中国成立不到30年，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围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党取得了一些独创性理论成果。所有这些，为后来的探索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理论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