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真总结党的历史，更好地发挥党的历史的鉴今、资政作用，是新形势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迫切需要。乡村建设的陕甘宁边区道路，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社会治理的典型样本，其折射出的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对新形势下坚持依法治理原则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完善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具有重大的鉴今、资政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是新时代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回顾历史，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从乡村起步的“延安道路”，围绕如何坚持基层党的领导、如何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如何塑造新型农民进而发挥其治理主体作用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成绩斐然的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社会改造、乡村治理的新路。

　　形成了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乡（市）级政权为主要执行者的治理格局。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于广泛的乡村下层。在边区乡村治理的实践中，边区政府始终将发挥党支部领导核心的作用、加强乡（市）一级政权建设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1938年5月，边区党委、边区政府联合下发《关于乡村级党和政府及民众团体组织问题的决定（草案）》，就“支部的组织与工作”“乡级行政组织”等进行规定，明确边区的地方支部“应是乡村政权机关的领导者，地方武装的领导者，党在群众中的核心。党政军民的工都是支部所必需管理的工作”。在坚持支部领导核心的同时，边区又先后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组织条例》《修正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规定乡（市）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立优待救济、文化促进、经济建设、锄奸等委员会，并承担“实行边区施政纲领、边区政府法令及上级政府指示”等7项基本的职能和任务，进一步明确了基层政权职责，理顺了基层党政关系，形成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基层政权为主要执行者的治理格局。

　　通过组织建设、劳模运动等方式，实现了对边区群众的再塑造。回顾中国近代的乡村治理历程，无论是政府主导的“官治”，还是倡导地方精英的“民治”，结果都遭遇梁漱溟所说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题。陕甘宁边区通过“组织起来——个体塑造”这一模式，不仅成功实现了对乡村内生型精英的再塑造，而且有效组织、动员了边区广大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发挥出其治理主体的作用。这其中，“组织起来”是将原本分散的动员对象吸纳到具有统一目标的民众团体中，使其从事有组织的生产生活活动。边区的这种民众团体，既有农救会、青救会等政治性质的民众团体，也有自卫队、民兵等军事性质的民众团体；既有变工队、合作社等经济性质的民众团体，还有读报小组、秧歌队等文化性质的民众组织。可以说，边区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相应的民众组织来实行。在将群众“组织起来”的同时，边区还注重对已经“组织化”了的群众采取不同的动员策略和态度，从而达到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目的。如对农业、工业等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和先进典型，从乡到边区各级政府都召开声势浩大的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党和边区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通过在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讲话、接见劳模等方式，表达他们对劳模的重视，形成了一场规模甚大的“劳模运动”。而对于以“二流子”为代表的落后分子则进行规劝、教育，帮助其制定生产计划，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大多数“二流子”在劳动中得到改造，变成新人，有的甚至当了劳动英雄。

　　坚持民主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全方位、综合性建设的社会治理思路。纵观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绝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体现出一种系统性的综合治理策略，使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边区实行普遍、直接、平等的基层民主选举，群众通过画圈、点洞、投豆等方式，选举出自己所爱戴、信任的人，充实到乡（市）级参议会和政府中。延安蟠龙区几乎全体选民参加了投票，极少出窑洞的小脚婆姨，也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参加选举。倡导以“变工”等为主要形式的劳动互助合作运动，大力发展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以南区合作社为典型的综合性合作社，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建设。针对边区教育事业落后、扫盲任务艰巨的实际，颁布了一系列文件、条例、指示和法令，制定了完备的文化教育方针和措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广泛开展识字运动、冬学运动等。对于边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毛泽东用“十个没有”来称赞，即“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一言以蔽之，边区的乡村社会治理是全面的而非局部的，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边区进行乡村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要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综合运用法律、道德、村民自治乃至风俗习惯等治理手段，促使其发挥各自的作用。重视并积极推进边区的民主法制建设，立足边区实际先后制定了涵盖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诸多方面的新型法律制度，从而奠定了我党在边区良法善治的基础。比如，针对盗匪、烟毒以及旧社会遗留且根深蒂固的买卖婚姻、封建迷信、“二流子”等社会问题，边区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草案）》等法令，开展了依法改造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治理实践。如为根绝烟毒，保障人民群众健康，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禁毒法规法令，涉及禁种、禁贩、禁售、禁吸等禁毒工作的主要方面，有效遏制了边区境内的各种毒品犯罪。在坚持法律外部保障的同时，边区还非常重视传统文化、道德规范的教化作用，并鼓励村民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来改善人际关系、弘扬社会新风尚。如边区对秧歌、戏曲、民歌等传统的文艺进行充分利用，活泼生动地把旧的文化道德改造为新的文化道德，激起了民间抗战的觉醒，促进了边区的社会动员和治理优化。再比如绥德县延家川二乡圪崂村制定了“十二条村民公约”，就不吸烟、不赌博、不吵嘴以及生产、纺线、种棉、交公粮等进行了约定，实现了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此外，边区还重视对民事习惯的调查、整理和甄别，并有条件将民事习惯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继而确定纠纷双方的权利义务，从而有效、彻底化解矛盾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