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永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讲中国道路，不能不提起西方道路。总有人会在两条道路之间进行孰优孰劣的简单比较，而在比较的过程中，也总有人习惯上认定了西方道路的优越性。西方道路就是令人心仪甚至值得顶礼膜拜的道路吗？

　　一些人认定西方道路好，根源应该在于西方国家如今是发达国家，觉得西方国家是更文明、更民主、更讲法治的国家。其道路自然就是好路，就是值得走的路，甚至就是通往文明之路、通往自由之路。这是一部分人的想法。而且在这些人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没什么好争辩的。

　　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国家发达，不代表其道路就文明、就值得推崇。

　　真实的西方道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只要稍稍了解一下历史，我们便会发现，这个有时候会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会揭开面纱露出“真容”。

　　近代以来，其实有很多的思想家向人们揭开了这个神秘面纱，马克思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在《资本论》第一卷临近结束之际，他讲述了资本究竟是如何来到世间、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建立在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的基础之上的，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土著居民的被剿灭，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对东印度的征服和掠夺，把非洲变成贩卖黑人的场所，同时应该也包括入侵中国、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事件充分说明了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西方道路在历史上很多时候绝不是什么文明发展之路，恰恰相反，是滴着鲜血的野蛮掠夺之路，是剥夺其他国家以实现本国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的华贵殿堂下，充斥着野蛮和掠夺的历史以及殖民地国家血与火的悲声。

　　贪婪的饕餮吸饱了殖民地的血液后，却用宗教、诗歌、戏剧、文学和修养为自己炮制出华美的晚礼服，摇身一变成为文明的象征、现代化的垂范。就像一个乐善好施的“善”人，他的财富曾经是通过抢劫、偷盗获得的，他现在却热衷于做慈善，干好事，立志做文明人。我们就能完全忽视他曾经做过的坏事吗？就能完全不计较他之前获取财富的方式吗？就能遗忘他曾经的野蛮吗？

　　我们可以大度地选择原谅，但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沉浸在西方世界的繁荣、高谈阔论欧美进步的人，不应否认资本原始积累曾经的罪恶，也不应忘记帝国主义国家给近代中国带来的屈辱。

　　一些人恰恰得了“历史的健忘症”，还成了西方国家的鼓吹手。有些人出国旅游，回来后发出的感慨是，“人家欧美国家更像社会主义国家”。问其原因，说人家的生态环境好，人家的社会保障好，而反过来看，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还不够好，社会保障比不上人家。

　　这种看法恰恰忽略了这样一个现实，少数国家少数人所享受的那些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正是亚非拉很多国家被迫牺牲本国生态环境创造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它们，才得以实现的。

　　将本国财富的创造建立在对别的国家资源利用和掠夺的基础上，我们能认定这样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难道不就是我们批判的帝国主义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