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大发展时期（1978年至今）

　　从1978年到今天，在40多年坚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好形势下，我国的世界史学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首先是机构建设。我国全面恢复、重建和建立了世界史的教学、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形成了完整的世界史学科发展架构。比如，几乎在所有高等院校的历史系都有世界史的教研室，不仅开设了世界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区域史、专门史、西方史学理论等课程，而且进行科学研究。又如，除了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一些专门的区域研究机构之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又成立了美国、欧洲、日本等研究所，并都拥有自己的学术刊物。这些刊物与先前成立的各个研究所的刊物一起，成为展示世界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学术园地。与此同时，许多高校成立了富有自己研究特色的断代史、国别史、国际关系史等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有关世界史各领域的研究学会也纷纷成立。这些学术团体在推动和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21世纪中国的发展以及面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为了更好地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从2012年起，教育部又在多所高校陆续成立了437个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包括第一批“培育基地”42个和第二批“备案基地”395个），它们在客观上也进一步扩大了我国的世界史研究领域。

　　其次是人才培养。我国已经形成了世界史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的学位授予机制。在本科生培养方面，自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不仅所有具有历史系的高校都能授予本科毕业生历史学学士学位，而且在全国已经有23所院校单独设立了世界历史专业，其中一些院校世界历史专业的本科生还同时接受世界历史和多种外国语言的专业训练，如北京大学2012年开办的“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是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外国语学院、历史学系联合设立的；首都师范大学2001年开办的世界历史专业，其学生同时在历史学院和外语学院学习。它们都是新型的跨学科专业，目标是为相关学科输送基础扎实、学识广阔、适应力强的高质量的教学研究人才和国际文化交流人才。在研究生培养方面，1978年我国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1981年正式实施学位制度，但当时能够授予世界史研究生的学位点很少。经过多年的发展，到2019年，我国已经拥有31个世界史一级学科博士点，80多个世界史一级学科硕士点，几十个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形成了完整的世界史人才培养机制。这些在读的世界史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在国家、学校的资助下，几乎都有长短不等的出国出境学习机会，他们中的佼佼者正在不断补充到世界史的教学科研队伍中。

　　第三是学术梯队。我国已经形成了阵容比较完整的世界史教学科研队伍。其中大部分成员都接受过国内外正规的高学历与学位教育，既有到国外境外留学并学成回国的优秀学子，更有我们自己培养的大量世界史博士硕士；他们知识结构新、创新意识强，对外交流频繁，对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前沿反应敏锐。这支队伍正在前辈学者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取，一些人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特别是经过几代世界史学人的努力，这支队伍已经基本形成老中青相结合、人才梯队成功更替的发展态势，保证了学科建设的有序发展。尤其要指出的是，2011年世界史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说明了国家对发展世界史学科的迫切需要和殷切希望，为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

　　第四是对外学术交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去、引进来，积极频繁地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全方位多层次地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在个人层面，越来越多的世界史学者多次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国的高等学府、学术中心和档案馆等机构，或攻读博士学位、或深度进修查找资料、或讲学、或出席学术会议，在不断充实自己的同时，也强化了与境外同行的交流。与此同时，各国及中国港、澳、台地区越来越多的学者来到大陆讲学、研究、参加会议。中国学者还与国外学者进行了一些合作研究项目，如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非洲通史》的编纂、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等。在学术机构层面，几乎每个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相对固定的对外交流的对口大学或研究机构。在学术团体层面，各种研究学会也与国外同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学术交流活动。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连续召开了四次规模较大的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自2004年起，法国史研究会每年与法国相关学术机构合作开设了中法历史文化国际研讨班；自2009年起，中国英国史学会与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形成了定期进行学术交流的机制；2011年，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办了美国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等等。一些中国学会或学者也参加了相关的国际学术组织，如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会、国际二战史研究会等。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中国史学会积极开展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交流活动。自1982年中国史学会被接纳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成员之后，1985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正式参加第16届大会，以后每隔五年中国学者都会组团或个人出席大会，或做大会主题发言、或主持专题讨论、或参与圆桌座谈会，使中国的一些研究成果为国际学术界所知晓。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召开，这是该大会自1900年成立以来首次在一个亚洲国家举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第五是学术研究。在此时期，我国的世界史学术体系得到了健康发展，其研究成果已呈现满天星斗的繁荣景象。

　　其一是重新建构了我国的世界通史体系。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我国世界史学界也迎来了思想大解放。当人们重读经典作家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述时，发现他们不仅注意到社会形态的变化，也注意到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作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有了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吴于廑和齐世荣受国家教委（即教育部）委托，主编了6卷本《世界史》。它突破了苏联的世界通史模式，以包括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抓住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密不可分这个关键历史现象，并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中，否定“西欧中心论”；通过对中外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和现象的叙述，展现人类发展进程中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及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从分散到整体、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从而重构了世界史的宏观体系，成为最受欢迎的高校世界通史教材。该教材之后经过修订，成为4卷本的《世界史》。与此同时，从文明史视角撰写的《世界文明史》（2卷，马克垚主编），从国际关系史角度撰写的《国际关系史》（12卷，王绳祖主编），以专题和时序相结合的通史性著作《世界历史》（8卷38册，武寅主编），以现代化范式、分区域撰写的《世界现代化历程》（10卷，钱乘旦主编）等也纷纷问世。另外，由陈翰笙主编、数百位世界史学者参与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2册）的出版，以及它的第2版和正在编纂的第3版（网络版），也是中国世界史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其二是大大拓宽、拓深了研究领域，出版了大量教材、学术专著和论文，成果丰硕，多有创新。断代史方面，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等基本全覆盖，不仅出版了《世界上古史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战后世界史》等不同版本的各个断代的通史性著作，而且在古典学、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拜占庭学、中世纪史、一战史、二战史和冷战史等西方学者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领域，都有中国学者的著述，其研究活动和成果也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性。

　　专门史方面，除了作为传统研究领域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外交史、国际关系史、革命史、殖民主义史等之外，还不断将研究扩展到劳工史、农民史、社会史、宗教史、法律史、文化史、教育史、艺术史、城市史、乡村史、日常生活史、华侨华人史等领域。进入21世纪，一些前沿领域如全球史、环境史、妇女史、人口史、性别史、家庭史、疾病史、医疗卫生史、灾荒史、能源史、知识史、书籍史、心态史、概念史、记忆史、帝国史等，都有涉及。

　　区域研究方面，除了原有的东亚史、南亚史、东南亚史、中亚史、西亚史、拉丁美洲史、非洲史、中东史之外，将欧洲、西亚北非、亚太、地中海、印度洋、巴尔干、太平洋岛国、大洋洲等分别作为一个地区的整体研究也已经有所发展。《非洲通史简编》（杨人楩编），《拉丁美洲史稿》（2册，李春辉著）等可视为早期出版的代表作，《中东国家通史》（13卷，彭树智主编）和《中东史：610-2000年》（2册，哈全安著）则在21世纪陆续出版。

　　国别史一向是中国世界史学者研究较为集中的领域，特别是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苏联/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历史研究方面，成果比较丰硕，不仅出版了中国学者自己著述的有关这些国家的多种版本的通史类著作，如《美国通史》（6卷，刘绪贻、杨生茂主编），《英国通史》（6卷，钱乘旦主编），《法国通史简编》（沈炼之主编）和《法国通史》（张芝联主编），《德国通史》（6卷，邢来顺、吴友法主编），《苏联史》（9卷，郑异凡主编），《日本史》（吴廷璆主编）等，而且对这些国家不同发展时期的内政、外交、军事、社会、宗教、文化等都有探讨；对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土耳其、印度、以色列、伊朗等国家的历史也有涉猎。

　　在西方史学史方面，《西方史学通史》（6卷，张广智主编）的出版，当属代表。除此之外，我国世界史学者对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研究兴趣也不断增长，使之成为世界史学科建设的重要领域。学者们不仅介绍了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等研究理论，而且引入了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等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原属于自然科学的遗传学、古生物学、生物化学、地质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也在世界史学科中初步运用，使我们对人类演化、迁徙的历史进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信息史学也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的领域。与此同时，在相对传统的世界史、文明史、现代化史等方面的理论与写作范式，以及在全球史、国际史、跨国史、跨文化互动等方面的研究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些新的探讨。

　　另外，从现在可查到的已经公布的国家社科基金世界史的重点、一般和青年项目来看，1994年为10项，2009年为32项，2019年为98项，增长速度之快，令人欣慰。

　　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加，世界史的刊物也获得发展。除了原有的能够发表世界史著述的《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以及一些史学刊物和大学学报等期刊之外，一些具有研究特色的、定期或不定期的世界史学术期刊、辑刊不断涌现，如《西学研究》《古代文明》《现代化研究》《冷战国际史研究》《全球史评论》《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经济社会史评论》《世界历史评论》《外国问题研究》《国别和区域研究》《医疗社会史研究》，等等，甚至创办了少量世界史英文杂志，如《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世界史研究》（World History Studies），等等。

　　第六是资料的建设与利用。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编纂了一些急需使用的资料集，如《世界史资料丛刊》（该丛刊从1957年开始选译出版，大多数是“文革”后陆续出版，林志纯、戚国淦、张芝联、齐世荣等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3册，齐世荣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2册，王绳祖主编），《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3册，齐世荣主编）等。后来，随着出国研究机会的明显增多，网络和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对购买图书资料和各种数据库的资金投入大大增加，我国世界史资料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尽管我们的资料仍然无法与国外相比，但是大量已经解密的原始档案资料，数不胜数的各种研究文献，已经大大缓解了资料匮乏的问题，大体上可以满足研究者的需要。例如，在世界上古史资料建设方面，购置了包括《洛布古典丛书》（至1999年已出版491册）、《牛津古典文献》（百余册）、《托伊布纳尔希腊罗马文献丛书》（几百种）等古典学研究必备的资料；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档案资料来看，北京大学收藏的美国外交史料、首都师范大学收藏的欧洲国家外交史料、华东师范大学收藏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档案文献都非常丰富。研究者可以直接使用它们，并利用多国档案对史料进行甄别与考证，从而使叙事更为准确，解释更为丰富，评价更为客观，研究更加专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