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责任制本身就包含院庭长监管职责的明确要求，监管本身也并非是对案件的干扰、干预。强化院庭长的监督管理并不是要再绕回案件请示审批的老路上去，而是要以新思维适应新情况，通过院庭长监管职责的转变达到司法改革的预期效果。

　　司法责任制改革实行以来，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已基本到位，审判权运行的新机制已经形成。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深入推进，以及新时代对司法工作新的要求，原有的法院审判管理的方式和重点都发生了变化，责任权利的分配处于重新调整状态，特别是如何发挥院庭长这个“关键少数”的作用，正确处理放权与监督的关系正日益成为必须破解的重要课题。

　　在实践中，对于院庭长的放权与监管的分歧主要持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放权之后，案件质量由员额法官负责，如果因为管理出现问题， “板子”会打到院庭长身上，所以院庭长的工作范围局限于政治建设和日常管理，对于审判业务应当由员额法官“全权负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谁审理谁裁判”，法官的权力变大、容易出现类案不同判、案件质效滑坡、廉政风险变大等隐患，为防止审判质效下滑和队伍出现问题，更需要“强化管控”。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片面性。

　　以上两种观点，本质上是将放权和监督对立起来，将放权错误理解为案件“法官个人说了算”，将监督片面理解为“院庭长说了算”。实际上，司法责任制本身就包含院庭长监管职责的明确要求，监管本身也并非是对案件的干扰、干预。强化院庭长的监督管理并不是要再绕回案件请示审批的老路上去，而是要以新思维适应新情况，通过院庭长监管职责的转变达到司法改革的预期效果。

　　首先，院庭长监管职责的转变体现在由个案管理向全面管理转变。由以往 “人盯人、人盯案”的传统方式，转向全院、全员、全过程的审判监督管理，从审批个案实体性裁决事项转变为对程序性事项的依法审核、对审判工作的综合指导、对裁判标准的督促统一、对审判质效的全程监管、对案外干扰的有效排除。2018年12月5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了“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疑难、复杂且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四类案件的事中监督，就是对院庭长监管范围的明确界定。

　　其次，院庭长监管职责的转变还体现在从结果干预向程序约束转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明确规定“院庭长可以根据职责权限，对审判流程运行情况进行查看、操作和监控，分析审判运行态势，提示纠正不当行为，督促案件审理进度，统筹安排整改措施。院庭长行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的时间、内容、节点、处理结果等，应当在办公办案平台上全程留痕、永久保存”。可见，传统的案件审批监管，直接作用于法官裁判权本身，改革之后，院庭长不能直接改变审判组织决定，不能替代和影响独任法官、合议庭依法裁判，只是依程序行使与其职务对应的监督权限。而且院庭长对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发表意见，必须依托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等平台提出，监督管理活动全程留痕、有据可查，对来自内外部的不当干预过问形成有效威慑。

　　第三，院庭长监管职责的转变是对“一岗双责” 传统管理模式的延续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看，司法责任制意味着院庭长的监督管理责任更加繁重，更需要加强。院庭长作为行政职务，肩负行政事务管理职责，作为审判职务，肩负业务指导、审判管理职责，同时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的，还承担政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如果因工作失职导致本部门本单位发生重大事故、廉政风险、违法犯罪的情况，自然应当承担领导责任。如果分管部门审判瑕疵较多、审判质效下滑、司法作风不正、审判纪律松弛，以及由于法官裁判错误或者枉法裁判承担错案责任，甚至导致国家赔偿、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媒体负面炒作等后果的，也应当追究院庭长领导不力、管理不善等责任。

　　第四，院庭长监管职责应当与绩效考核“指挥棒”结合，实现最佳效能。对法官进行绩效考评，是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抓手。院庭长要利用好“绩效考评”的奖惩机制，强化领导力、提升权威感，不能在考评时当老好人，听之任之，在监督管理时又提出权力不到位、队伍不好带。因此，应当制定出台富有针对性、能够调动积极性的绩效考评办法，科学调整审判质量和效率的考评指标及权重，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有针对性地指引法官办好案、快办案。同时，还应当凸显院庭长在绩效考评中的核心评价作用，对分管部门法官工作业绩作出客观评价，体现奖优罚劣、奖勤罚懒。此外，还要强化院庭长在法官绩效考评和干部提拔晋升中的话语权，通过对干部任用和晋升行使提名权和建议权，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提高院庭长在审判监督管理工作中的权威和效能，为院庭长监管职能提供必要的底气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