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主持人：注重现实关怀，是历史学作品思想性的源泉，也是历史学所应发挥的最重要功能。古今中外，伟大的历史学家无不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和总结历史的。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来说，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发挥其现实功用呢？

　　周兵：对于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者来说，既需要对专业有精深的研究，也需要维系学科的长远发展和蓬勃活力。除此之外，世界史也是整体的历史学、乃至当代中国学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史的宏观视野和开放多元的研究路径，应更好地融入并推动包括中国史和世界史在内的历史学整体的学术发展。只有在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世界史才能更好地发挥现实功用，因为除了专业的历史学家外，需要世界史的还包括身处当今社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的公众。当今中国社会比任何时代都更加深入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之中，曾经遥不可及、陌生而神秘的世界已然成为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世界史，它除了作为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体系中的一门专业性学科之外，还是社会和公众所必需的基础知识。从这一意义来讲，专业的历史学家们面临的是机遇也是挑战。

　　刘金源：世界史的功用，大体说来，一是强调客观而忠实地“还原过去”，即恢复历史原貌，而不作任何解读，德国史学家兰克是这一观点的集大成者。二是强调对人类过去经历的梳理，总结历史演进的规律，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不可否认，随着美、英、德、法等国档案的解密以及数据库建设，中国学者在还原其他国家的历史原貌、还原历史情节等方面具备了更好的基础，但我们依据丰富的史料所做的还原性研究，如果脱离了中国的社会现实需要，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在世界史研究中，关注其他民族的发展经历，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及经验教训，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参照，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例如，要着力发挥世界史研究在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借鉴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谋求自身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借鉴先行者的经验教训。从20世纪末开始至今，已有一些世界史学者开始关注并探讨先行国家在现代化历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前车之鉴。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今后还需进一步加强。再如，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研究，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提供参考。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首先必须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世界史研究者应当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赵立行：世界史研究要发挥现实功用，首先需了解世界史的需求对象和目标。世界史的研究者已经成为一个职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自己的职业标准和评价体系。但是，世界史不可能只是在一个职业共同体的生产体系中单独存在，其价值也不能仅由职业共同体自身来确定，而应该在一个更大的供应需求体系以及一个更大的功能场域中衡量。我们必须承认，世界史知识不仅仅是专业人士才需要，社会中许多群体都需要世界史。如今，无论是个人对外交往，还是公司对外投资，都需要相应的世界史知识。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也同样如此。如果说世界史学科是世界史知识和理论的提供者，那么社会和国家则是世界史知识的需求者和消费者。这些不同需求的聚合才形成了世界史的生存空间和价值判断标准。

　　4

　　主持人：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论点意味着，尽管历史包罗万象，但历史学家总是从现在的立场出发，以当前的参照来考察和认识历史，因为“历史所涉及的是当前的需要”。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克罗齐式的观点会让学术研究陷入实用主义的窠臼，力主学术应该就是学术。那么，世界史学科的学术与致用是否存在矛盾？专业史学与公众史学或者通俗史学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洪庆明：学术与致用在很多情况下不仅并非不可调和，恰恰相反，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其一，世界史学者对某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研究成果作为一种智识长久而安静地存在着。当国家和民众有需求时，这种已有的智识会自然而然地派上用场，化为致用。譬如美国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作为学术研究，静水深流历经几代人的时间，当今天我们需要了解美国或其他国家外交行为的根源时，过去的学术积累自然会变为今天的智力资源。其二，我国文人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每一位读书治学的学者，如果对吾国吾民毫不关注，学术研究将无意义。即便我们研究的是外国历史，念兹在兹的依然是中国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亿万民众。其三，学术生产离不开现实需求。稍加留意西方社会文化史便不难发现，倘若西欧没有中世纪盛期之后的经济复兴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需求，便不会有如此丰富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国是我们从事学术生产及生活的家园，理解时代的发展趋势，顺应现实的文化需求，是我们从事学术工作赖以立基的根本。

　　赵立行：有些学者认为专业性的历史才是世界史研究者关注的范畴，而大众需求的历史只不过是通俗的历史，与专业研究者无关。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态度，所以专业历史和通俗历史之间长期存在鸿沟，结果是大众无法亲近高度专业化的世界史研究成果。专业的世界史研究者如果长期在走近大众方面无所作为，其结果只能造成大量的社会需求空间任由其他渠道去填补，如影视剧的“戏说”和各种自媒体的“调侃”。世界史研究者当然是世界史知识的生产者，但如果认为这种生产只有学术价值而没有社会价值，甚至认为两者本身就是矛盾和冲突的，面向社会提供世界史知识是自贬身价，这并不是一种合适的态度。任何学科除了本体论建构还应具有工具性价值，除了专业自身的规范性意义还应具有功能性价值。我国未来的世界史研究，要努力实现学术性和现实性的融通。

　　周兵：专业史学与公众史学之间虽然存在明确界线，但二者是可以相互交流和联系沟通的。专业历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服务国家、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公众史学是其达及普通读者、实践历史学功用的工具和渠道。公众史学涉及政策咨询、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普及、文化传播、娱乐游戏等当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广泛而多样的应用。然而，如果缺乏了专业历史学的学科支持，历史学的通俗化可能转变成为媚俗和庸俗；缺乏了专业历史学的引导和规范，公众史学在实践中还可能被歪曲、甚至滥用。因此，面向过去的古老的历史学，不仅只是一门坐冷板凳的学问，而且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有着现时和未来的面向。在这一方面，由于世界史本身在研究基础和知识普及方面相对薄弱的客观事实，今天的世界史研究者在专注于各自研究领域的同时，应更多关注和指导历史学在公众层面的普及和应用。唯有如此，当我们面对中外文明碰撞交锋的议题时，才能做到既不妄自菲薄、自怨自艾，也不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正视和理解文化的差异及其根源。

　　因此，我们一方面应更加精深广博，跟踪国际史学的前沿趋势，进一步深化已有的研究成果，广泛拓展新兴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高世界史的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顺应时代潮流，同时积极主动地参与历史学的公众推广和普及，以更加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世界历史的精彩纷呈和多元发展，从而提高全民族的史学素养。

　　 （人物素描：郭红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