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实体经济“贫血症”

    辜胜阻（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当前，国内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大量资金“脱实向虚”，不仅带来局部地区实体经济“空心化”和潜在金融风险，还拉高了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的融资成本，直接制约并阻碍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总体步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就要积极引导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建立与企业构成相匹配的“门当户对”的多层次金融体系。要构建多层次的与企业构成相匹配的“金字塔”式资本市场体系。企业是由少量的大企业、众多的中型企业和铺天盖地的小微企业构成的“金字塔”式分布。当前我国资本市场迫切需要从“倒金字塔”向“正金字塔”转变，这要求我们要在完善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新三板”，拓宽资本市场体系的“塔基”，为高技术中小企业提供挂牌、转让、融资便利，引导企业创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要构建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为主体的多层次股权投资体系，要构建多层次信贷体系，为不同规模企业提供多层次信贷支持。

    真正挑战在于中长期

    余永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经济真正面临的挑战在于中长期。首先，随着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显著降低其潜在增长速度。此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的急速增长已经侵蚀中国的投资效率和资本效率，进一步降低了潜在产出增长。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接近实现技术全面现代化，中国将不再拥有后发优势，而创新能力的欠缺可能会成为进一步增长的瓶颈。尽管积极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给中国带来了好处，但也有可能使中国陷于价值链的最末端，缩小未来发展空间。其次，其他的制约也隐约可见。飞速的经济扩张意味着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将日益限制潜在增长。同时，公众对环境保护和其他基本权利的要求必然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同样，由于全球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阻碍了中国主要国外市场的经济复苏，外部环境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有利。然而，与这些经济弱点相比，中国体制改革将会比长期繁荣更加重要。30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分化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每个社会群体都要求获得国民收入的更大份额，通胀将变得不可避免。接下来的五年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期，改革及调整过程的机会之窗可能也不会比这个时期更长。

    外来人口应纳入保障房建设长远规划

    王小广（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一方面，农民工市民化，存在大量的过渡性住房需求，公共政策必须在此方面发挥作用，这也与城镇化进程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刚毕业的大学生也需要政府提供面积可以稍小一点的、可以不是很舒适的公租房，来满足他们的过渡性需求。

    解决这些群体的过渡性住房需求，应是目前中国保障性住房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外来人口应纳入城市保障房的长期规划之中，现在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保障房建设应该与城镇化相结合，并作为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民生工程和支撑力量，成为国家重要的社会发展政策。保障房不是为了解决某几个人的住房问题，而是为了解决中国大量过渡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保障房不是满足改善的需求，而是最低保障和最基本的住房需求。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计划，未来5年，保障房覆盖率将达到20％。保障房建设一定要以市场和需求为导向，不能做平均分配。保障房建多少，要先研究需求有多少，要讲效率，而不是只为了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