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制度维度，就是要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我们应怎样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和有效的方向发展？

　　汤凌霄：我们所有对经济全球化的思考，最后都将落脚到如何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从金融治理的角度看，第一代全球金融治理框架是由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综合国力主导建立的，它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由相应的国际金融规则和国际金融组织构成。具体的治理机制是美国根据其黄金储备余额是否过度来决定货币是否扩张，外围国家根据美国货币政策是否造成通胀来决定是否从美国购买黄金，以迫使美国收缩货币政策，双方被捆绑在同一体系上，需要彼此协调货币金融政策以维持各自的内外部均衡。同时，巴塞尔委员会的国际金融监管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最后贷款人维持着美元本位制的运行。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不再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尽管美国货币政策对外围国家产生外溢效应，但它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外围国家没有任何机制能够诱使或约束美国改变其货币政策。在监管领域，国际金融机构过分倚重对单个国家的监管，忽视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多边监管，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私人资本国际流动缺乏有效监管手段，而国际最后贷款人则存在救助资源有限、行动迟缓、条件烦琐及设置不合理等缺陷，这种全球金融治理框架很难适应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形势，很难满足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可以沿着两个方向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一是美国出台货币金融政策时不仅考虑本国利益，而且考虑对外围国家的外溢效应和外围国家利益，同时弥补国际金融监管和国际最后贷款人的缺陷。从当前美国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来看，该方向的现实可能性微乎其微。二是借助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秉持“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原则，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高凌云：近几年来，国际上要求重新建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并期望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上有所作为。我们应该坚持主动适应和积极参与引领的方针，更加全面广泛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同时也要看到，这种改革是长期的过程，要从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出发，量力而行，务实地推进改革。

　　在具体实践中，应该采取措施提高综合实力和增强参与能力，使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要重视金砖国家峰会、G20等的治理机制建设，稳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建设；要加强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区域经济治理，切实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要增强参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能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要大力培养经济外交人才，重视国际贸易和投资创新性议题的谋划。同时，还应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政策资源，从而逐步增强我国对主要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影响力。

　　赵晓雷：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公共产品，其框架应该是开放的和建设性的。中国既要以开放的姿态主动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要本着国家利益原则和公平、公正、共享、互惠原则，努力争取引领性话语权。应该对照国际高标准投资准入及保护规则促进投资领域开放，对照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适应全球资本流动自由化趋势试验金融开放监管制度，将功能培育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形成一套适应国际国内要素有序流动的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同时，在国际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维护全球多边贸易协定，在惠及各方的全球性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

　　欧阳峣：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代表，应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特别是通过运用中国智慧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升制度性话语权。首先，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包容性增长和互利共赢的原则，传播和弘扬新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其次，准确地选择自身的定位，积极做好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度参与者、主要建设者和共同改善者，逐步增强全球公共品的供给能力；再次，积极参与G20平台的建设，努力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的权重，通过制定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切实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最后，充分发挥中国在新兴治理平台的主导作用，协调和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国际性的区域治理，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