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为何躲不过岁末讨薪“劫”？

对欠薪治根治本的路究竟在何方？

「三工调查」清欠，期盼走出年年清年年欠怪圈

解决农民工欠薪要有姿态，但更需常态化制度化的作为

提升农民工法律权益意识固然必要，但更根本的是企业经营管理者、政府部门官员提升人文和法律意识

我国农民工群体基本特征（制图：王伟伟）

　　国家持续关注农民工“讨薪难”

　　2006年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被列为做好农民工7项工作之首。

　　2007年 全国总工会推进十项维权机制建设，共清理补发农民工工资430多亿元。

　　2011年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恶意欠薪入刑，最高将处七年有期徒刑。

　　2013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2015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要求到2020年，努力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这些天接到的讨薪案子太多了，忙不过来。”

　　1月26日，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律师杜伟对着办公桌上的一摞材料发愁，“更棘手的是，这种集中式的清算，很难满足大多数农民工在节前讨回工资的诉求。”

　　年终岁末，又到了农民工讨薪的高发期。去年，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一些地区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数量和拖欠金额有所提升。有数据统计，2015年前3季度，全国共发生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11007起，比上年同期增长34%。

　　为了让农民工不为欠薪、讨薪发愁，每逢此时，全国各地各有关部门都会集中采取措施，掀起一场场“清欠风暴”。然而，年年清欠年年欠，农民工讨薪已经成为了一道久治不愈的顽疾，在许多一线维权律师和劳动法律专家看来，并不是一日、一月、一年累下的“债”。

　　农民工“没招”

　　“两年了，我们在新疆打工的工资到现在也没有着落，该怎么办？”

　　“老板不给钱，现在连人都找不到，电话也不接，谁能帮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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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5年11月至今，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每天都能接到农民工讨薪的咨询、求助电话。据杜伟介绍，与往年相比，今年由农民工法援中心接手的讨薪案件较去年明显增加，眼下，他与团队同时在推进的已经进入法律程序的农民工讨薪案件达50余件，他很无奈地说，“农民工很无助，但我们的力量确实有限。”

　　据记者了解，寻求法律援助，几乎是许多农民工维权的最后一道保障。“到这里的案子基本上都是穷尽了所有办法后，才来试一试。”杜伟告诉记者，他们接手的案子中，有相当部分都是陈年旧案，年底各部门都在集中开展清欠行动，很多农民工了解到后便想借这个势头赌一赌看能不能讨要到工资。“因为处理时间长，证据意识差等原因，对农民工来说，走诉讼渠道仍是十分艰难的一条路。”

　　成都市双流县农民工许江，便是在这场清欠风暴中前来“碰运气”的其中一员。2014年他所在劳务班组结束了成都郫县蓉树园项目工程后，因承包方与劳务公司之间未完成结算，他和300余名工友至今没有拿到工资。在这一过程中，劳务公司与承包公司间互相推诿，各相关部门也迟迟未给出解决方案，半个月前他经别人介绍，来到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递交了讨薪材料，期望能够拿回血汗钱。“总应该有地方为我们说句公道话！”说这话时，许江明显底气不足。

　　可在杜伟这里，一边是许江这样的旧案原始证据保留不足、材料组织不够清晰，处理起来十分棘手，另一边新案频频，集中堆积到一起，更无法集全部精力专攻一案。

　　“留给农民工的只有等待。”杜伟摇头无奈道，“陈案、新案前赴后继，农民工欠薪问题就像个没完没了的死循环。”

　　法律挺“乏力”

　　“低成本违法、高成本维权，已经成为当前治理农民工欠薪问题的一个顽疾。”

　　杜伟自2007年进入四川省农民工法律维权中心工作，至今着手办理了大量农民工讨薪案件，深知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久治不愈”的问题所在——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层层转包、用工不规范，行业秩序混乱，导致农民工维权困难重重。

　　“有些案子诉讼程序周期太长，有些即便打赢了，农民工也未必拿得到工资。”

　　杜伟向记者提起了两件令他十分“窝火”的讨薪案件。

　　2007年，仁寿县66名农民工被一家建筑安装公司拖欠工资30余万元，四川省法援中心将此案起诉到法院，但不知什么原因，该案始终没能开庭审理。2009年，该公司向农民工支付部分工资，2013年，在法援中心努力下，法院判处涉事公司足额支付农民工剩余欠薪，但该公司并没有立即执行法院判决，此后经法院多次调解，该案才得以终结，66名农民工在2014年收到全额工资款项。

　　“一件讨薪案打了7年才尘埃落定，有多少农民工能够承受7年的维权成本？又有多少农民工能够在讨薪路上坚持7年不放弃？”

　　一件刚刚办结的讨薪案件，同样令杜伟和他的法援团队十分郁闷。2015年4月，91名农民工在位于成都市锦江区的迅捷通讯城从事装修工作，由于发包单位与转包公司出现工程争议，导致51.8万余元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同年7月，四川省法律援助中心接手办理该案，历时5个月后，法院判决农民工胜诉，但眼看时间过去了近两个月，91名农民工资何时能够拿到手仍未有准确信息。

　　看着办公桌上为该案准备的超过1米高的300余份诉讼和证据材料，杜伟长叹道，“出苦力挣血汗钱难，拿不到工资维权难，打官司过程难，好不容易胜诉了，又遇上执行难，这里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治，农民工的日子永远不好过！”

　　企业太“霸蛮”

　　四川是人口大省，农民工总量居全国前列，每逢岁末，农民工讨薪都是一大难题。来自四川省人社厅的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该省劳动监察查处欠薪案件3.18万件，因欠薪引发的举报投诉案件、劳动争议案件和集访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压力较大，而在2015年该省劳动监察受理的1.2万欠薪案件中，有44%来自于建筑业领域，其中层层转包、违法分包、用工不规范等是导致农民工工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四川省针对上述问题早有对策，一方面落实主管部门责任，解决建筑劳务“以包代管”、欠薪治理“权责分治”等体制机制问题，同时实行农民工工资由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直接发放，避免工程款纠纷侵害农民工权益；完善农民工工资发放实名制，实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建立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完善劳动监察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打击恶意欠薪现象等。

　　“但是，最重要的是，好政策真正能落实到位，否则欠薪问题永远得不到根治。”杜伟告诉记者，此前他办理的农民工欠薪案件中，经常遇到实际未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建筑工程，依然能够大张旗鼓开工，农民工被欠薪后无法通过这一制度获取保障。“这些摆在眼前的现实案例让我们感到疑惑，相关执法和监管部门是否真的做到了尽职尽责？”

　　“平时不诉不究，节前突击治理，能产生多大效果？农民工迈不过的岁末讨薪‘劫’，真不是一天累下的‘债’，唯有从治根治本出发，才能为农民工撑起真正的保护伞！”四川大学法学博士后李昌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农民工薪资年年清欠年年欠的问题，一方面说明相关部门在解决农民工欠薪的姿态上，常态化、制度化的作为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劳动者的持续弱势，“在法律法规已经日趋完善的今天，不仅要提升劳动者的法律和权益意识，但更根本的是要让企业经营管理者、政府部门官员提升人文和法律意识，但就这一点而言未来路还很长。”（图片数据来源新华网数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