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口和劳动力红利，是指由于高出生率，一国的人口较多，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较高，抚养比较低，形成对经济生活的高参与、高收入、高储蓄、高投资的格局，从而对经济发展创造较好的人口和劳动力条件。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荣景得益于人口和劳动力红利，但这一情形在十二五时期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劳动年龄人口净值的持续降低来看，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已转向求过于供，从而带动了人工成本的节节攀升和工人转向抗争维权的策略选择。迈向十三五时期之际，劳工阶层将会呈现以下几方面特点。

　　1、劳动力老化

　　到2014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36782万人。从年龄构成看，16周岁以上到59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583万人，在总人口的占比为67.0%；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2万人，占比为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比为10.1% .其中，60周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每年递增0.8个百分点左右。

　　根据预测，202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为2.54亿人，占总人口的19.3%。到2030年，我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老龄化程度会超过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38.6％左右。预计到2052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为4.87亿人。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就此表示，中国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又是一个急剧快速老龄化的国家，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

　　随着人口老龄化，退休人员迅速增加，承担养老缴费负担的在职人员占比显著减少，抚养比不断提高。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预计从当前的3：1演变为人口老龄化峰值时期的1.3：1，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支出需求不断增加，收支缺口迅速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在职劳动力的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2、新增劳动力面临少子化冲击

　　“少子化”源于日语，其涵义即是孩子太少且越来越少。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国家0-14岁人口占比在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目前日本的少儿人口占比约为13%，处于“超少子化”阶段。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2010年0-14岁人口总量为2.2亿，占总人口的16.6%，已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

　　少子化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冲击即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我国第一次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减少是在2012年，2012年-2014年共减少960万人，这一波减少持续到2018年以后将会短暂地重拾升途。2021年之后，随着1982年后的0-14岁人口大幅减少及1960年代第三次人口高峰出生劳动力的陆续退休，劳动力供给将再度急剧下降，我国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2021年后，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将呈断崖式下降。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000万人左右，到2030年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降幅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时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大幅减少，我国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危机，也将促使劳动者采取更加激进的策略维护自身权益，劳动力市场又将进入劳资矛盾的多发期。

　　也正是迫于上述前景及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胎生育，废止了独生子女政策。

　　3、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

　　从2000-2013年，我国各经济类型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均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幅度，2000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9371元，2013年为52388元，是2000年的5.59倍。从各类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看，其增长幅度更大。2000年合计为10954.7元，而2013年增加到93064.3元，是2000年的8.5倍。特别是2010年以来，呈加速增长态势。从2007年开始，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且在相当多的年份里略高于GDP的增长。

　　推动工资水平持续上升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高成长性以及新世纪以来劳动力短缺现象的日渐凸显，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预期的不断升高和行动能力的增强。

　　对人工成本激增危及中国招商引资的比较优势，已有不少权威机构和人士发出警告。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2014年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经从2004年的14%降到2014年的4%。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认为，我国的工资已没有竞争力，而《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果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前工信部部长李毅中也称，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成本上升明显，不仅高于东南亚、东欧等地区，达到了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0%，珠三角、长三角更是达到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5% .

　　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和中国人工成本居高不下，从201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从中国撤资或搬迁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区。2015年以来，日本名企西铁城清算解散，千余名员工被解除劳动合同，限期离厂。微软则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和北京工厂，并加速将生产设备运往越南工厂，两地关厂共裁员9000人。此外，还有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等知名外企，均计划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

　　“十三五”时期，总体上我国工资仍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原因在于：一是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略有放缓，但支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发展条件和潜力仍较大，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二是目前我国部分行业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随着国家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流通量未大幅度增长，预计城镇居民消费价格将保持稳定；三是劳动力市场求过于供的变化在“十三五”时期还会继续，劳动者平均工资增速仍然会保持较快增速。而最低工资标准主要通过影响企业固定工资水平、加班工资计算基数、社保缴费基数等，对于企业人工成本上涨有一定助推作用，但由于普遍不及社会平均工资的40%，故影响有限。

　　4、中高龄劳动者早退与青年职工入职年龄推迟现象并存

　　我国劳动力红利的损失还表现在，在人口寿命延长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工作意愿不足或出于企事业单位对老龄职工的歧见，提前退休盛行。人社部长尹蔚民称，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

　　以劳动参与率为例，2008年-2013年，我国15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均逐年上升，但劳动参与率却持续下行，2008年为73.96%，2013年下降到69.72%，共下降4.24个百分点。在我国女性仍保持较高劳参率的情况下，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之一是中高龄劳动者的早退所致，包括199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下岗内退人员，以及享受机关事业单位提前退休优惠待遇的人员。再者，便是民营企业普遍恐老，纷纷设下员工录用年龄门槛。可以想见，伴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公布实施，中高龄劳动者早退的趋势将被遏制。

　　影响劳参率下降的另一原因，是新成长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延长，致使其进入职场年龄推迟。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大学只录取了27万学生入学。而到了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共招录学生685万名。近三年来，每年毕业的大学生都在700万人以上，这造成青年职工进入职场的年龄不断延后。以2013年为例，25-29岁组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是大专和大学的分别为15.8%和12%，而30-34岁组分别为13%和10.7%，35-39岁组分别只有10.2%和6.8% ，不同年龄组接受高等教育占比的扩大意味着他们参加工作时间的推迟。

　　5、经济趋缓与劳动者权益保障程度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监测，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74亿人，同比增加501万人，增长1.9%；其中1.68亿为外出农民工，同比增加211万人。由于经济增长趋缓，农民工权益保障面临新问题。2014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38%，与上年基本持平。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2864元，同比增加255元，增长9.8%。其中，各行业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均保持增长，增长较快的是制造业、建筑业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0.8%，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但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9511元，比上年增加1392元，增长17.1%。在工时方面，外出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10个月，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5.3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8个小时，同比变化不大。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40.8%，较上年略有下降，但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85.4%，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农民工 “五险一金”的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比上年分别提高1.2、0.5、0.5、0.7、0.6和0.5个百分点，但总体较低。

　　2015年以来，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依然存在。2014年前11个月，浙江省制造业欠薪案件占所有欠薪案件的49.5%，建筑业欠薪案件占比约为43%。北京市统计显示，近期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拖欠工资问题明显增多。同时，各地农民工非理性维权、群体聚集及因讨薪引发的恶性事件也屡有发生。如果未来不能有效地遏制经济下行的颓势，劳动者权益保障还会面临新的挑战。

　　作者简介

　　乔健，男，汉族，1962年10月出生，北京市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1989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现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副教授。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副会长；中国劳动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劳动学会劳动关系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学会劳动社会学分会副会长；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常务理事等。主要从事劳动关系、劳工政策和工会的研究和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