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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派饭”
何申
//www.workercn.cn2015-01-21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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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凡下过乡的人,基本上都吃过“派饭”。

  同是吃“派饭”,内中有讲究:单挑一家派一顿两顿,这家妇女得是村里出名的干净利索之人,且吃时有乡镇干部作陪,那是县级领导下乡;提前打招呼说,你们这几天饭菜做得像点样,小孩别屎呀尿呀可炕造,吃时有村干部陪着,那是乡镇领导下来;用不着旁人操心,这家吃完隔着墙头喊“明天到你家了,给我包饺子要韭菜馅”的,这是长时间待在村里不走的驻村干部。

  我就在村里常驻过,最多一次吃了半年“派饭”,村子不大,吃好几个来回。人多时三四位,少时就我一个,进院狗都不咬。

  我最早吃“派饭”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社员家的日子还很艰难,有的就是“硬派”——不管你有没有粮菜,派到你家,你就必须做。社员善良,又好面子,哪怕出去借,也给你烙张饼摊个鸡蛋。我一开始不习惯:赶上个邋遢人家,一个瓢又舀泔水又盛粥;干净点的,抓块抹巾使劲擦水杯里外;孩子多的,好几对小眼珠眨都不眨瞪着炕桌上的饼和鸡蛋,叫你无法下筷。但正是吃“派饭”,让我和我的同辈许多人进入了茫茫乡村最小的“细胞”之中,从而知道了华夏大地支撑点的真实状况,并逐渐解开中国乡土文学这棵巨树生长土壤成分的构成之谜。

  扎到村里吃“派饭”,让我收获颇丰。自发表中篇小说《乡镇干部》后,又有《村长》《村民组长》《乡村英雄》等“乡镇干部系列中篇”近百篇发表,当中《年前年后》还获了首届“鲁迅文学奖”。于是就有评论写“何申出生在农村、在乡镇工作多年。他对当代农村生活非常熟悉,所以才写出这些活灵活现的乡村人物和故事……”

  我感谢夸奖,但不得不纠正:我真的不是出生在农村,也从没在乡镇工作过。说来惭愧,十八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天津市原英租界五大道的洋楼里,连山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是知青“上山下乡”让我来到了塞北变成一名农民,后落户在避暑山庄旁的小城承德。有一阵子,我几乎要调回天津,但走在天津繁华的街道上,我却忽然想,在这儿还能写乡村小说吗?想想,一点感觉也没有。

  回到承德,1992年秋正好有参加下乡工作队的机会,我主动报名,就到了拍电影《青松岭》那个县的一个山村里。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这时一片火热,村里忙发展,村民忙致富,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也不断出现。有一天“派饭”,派到了一户因什么事正和村里“较劲”的人家,刚坐在热炕上,男人火气还没消,沉着脸问:“喝酒不?”我说:“喝,干嘛不喝!”妇女就拿过大雪碧瓶,那是当时装散白酒最好的容器,装得多且不怕碰,“咕咚咕咚”倒在大碗里,下酒菜是玻璃瓶肉罐头,盖儿不好起,用菜刀切开个口,用筷子捥出,全是白油,雪块子一般。但那么着,也吃也喝,要的就是这个劲儿!然后就唠,唠唠就有了笑脸,等到吃完了,嘿嘿,就变成大哥老弟的称呼了,先前的疙瘩解开多一半。又去一户人家,日子艰难,只有稀粥。见家中老娘面有愧色,便和她聊抗日往事,老娘立刻换了个人,滔滔不绝地讲当年自己十来岁,就跟着大人藏粮清野,日本鬼子搞“无人区”,强迫住“人圈”,她又和大人逃出,回到大山里住山洞,为冀东抗日部队站岗放哨的事。我夸大娘了不起,大娘乐得拍炕沿:“再来,包饺子。”又去一家吃“派饭”,是先富裕起来的户。四碟四碗,男人不说话,倒是妇女问:这回要搞到啥程度?并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了,政策不会变的。我赞成,并佩服村民明白大局,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坚决拥护者。

  吃“派饭”,让我的身心都进入“乡村状态”。一日忽然接到电报,速到京西宾馆领奖。没时间回家,就穿着一冬不离身的蓝棉大衣、一双旧棉皮鞋上火车。到京西宾馆门口,门卫一声大喊:“快走,不许停留!”离开后一琢磨,不行呀我干什么来了?掏出电报又返回说我是来开会的,这才得以进去。报到后得知要在人民大会堂领“庄重文文学奖”。一看自己这身行头尤其是鞋不入眼,赶忙吃了午饭就奔西单。但过长安街把我难住了:汽车一辆接一辆,眼晕!末了还是一个老大爷说,跟着我走吧。再走,忽然被一中年妇女一把抓住说:“好心大哥,你帮帮忙,我给我老头做衣服,他有事没来。你身材跟他一样,帮我量量尺寸。”我说行,都跟着走到一个小胡同了,一看时间来不及才没去。后来才知道,幸亏没去,那是骗局。问题是,滚滚人流,怎么单单就一下抓住了我?

  这就是吃好几百顿“派饭”的结果。大山里的浓浓“地气”,熏陶得我行为举止都如山里人一般,冷不丁来到大城市,实在无法适应。不用问,人家看一眼你走路的步态和眼神,马上就断定是刚从乡下来的。然而,这恰恰是那些年我的乡村小说作品喷发的最佳创作状态。假如我整天在城里、在办公室里,假如我只是偶尔坐车到乡下转一圈,假如我只会说些城里人常说的话语,那么,我就是再能编故事,也写不出那么多乡村的人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当年,初到延安和解放区的作家是有一种高傲感的:从城市来,有文化,外出引人注目,穿戴鹤立鸡群,生活与创作也追求孤独。当他们带着菜金到农民家里吃“派饭”,从不适应到适应,从吃不下去到吃得很香,从没什么可说的到聊得很热火,他们的作品才有了本质的变化。

  然而说到底,“派饭”终归是乡村物质生活比较困难年代的产物。如今乡村经济迅速发展,吃饭已不成问题,“派饭”也就不存在了。我问新近下乡的同志,都是自己开伙。村里年轻的妇女,多不知何为“派饭”,“派饭”变得越来越遥远了。如今作家重返乡村采风,多在“农家饭店”就餐……

  不过,这也是一种进步和必然:传统的乡村渐渐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小城镇。土地依旧在,土地的主人变成了产业园区挣工资的员工。而乡镇变成市区,村队变成街区,村民变成市民,这又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二十年前,我在承德市郊农村有一个吃“派饭”的联系点,这两年再去,已是一片高楼。我打电话,人家说,快来,咱家楼下两百平方米商铺开饭店,楼上有住房,这回你尽管来“派饭”,想吃啥有啥。

  我大喜,原来“派饭”并没有远去。远去的是老“派饭”。如今,作家要吃新“派饭”,新“派饭”有新内容,吃了,肯定能写出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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