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人类充满希望和激情地从事有目的创造活动，必须逐步建立一种理性思维，用理性把握时代走势，省察社会实践，将目的与工具有机地结合起来，负责地解剖自己，善意地对待他人。

　　现代社会的思想界，是处于一个理性备受推崇的时代，当代人的生活，是一种空前理性化的生活。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将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理解为社会与文化趋于理性化的过程，并形象地表述为世界正在“解除魔咒”，即世界正从传统的文化理想、宗教信念、道德价值观中解脱出来，走向理性彰显的时代，换言之，当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时，理性以法官的姿态审视传统，怀疑由传统文化负载而来的价值、理想、信念等，进而塑造理性的权威。较之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不仅在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了长足进展，而且在文化、心理和道德理想等方面也生长出巨大差异。

　　理性与科学的异军突起，使传统文化与宗教对宇宙的形成和发展所作的道德或神学的解释，逐渐为现代科学的宇宙观所取代，宇宙失去了过去由传统赋予的各种道德或宗教意义。宇宙意义的失落，对传统文化与思想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传统文化理想与道德的基本信念，大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化宇宙的某种道德的或宗教的关系的解释有关，如上帝创世说、天人合一说、天赋人权说等，就像繁星密布的苍穹曾唤起康德的惊奇和敬畏一样。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宇宙观在瓦解这些信念的同时，也使得传统与宗教失去了为整个社会规范人生价值或目的的特殊地位。宇宙的道德意义或宗教意义的失落，使传统文化由此引伸而来的各种人生价值理论、信仰学说以及对人生目的的理解，相继异化甚至发生危机，带来“上帝死了”之后的惶恐。

　　在传统社会，传统与权威结为一体，构成人们的行为准则。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以批判为手段，分离了传统与权威之间似乎是必然的联系，剥落了为传统所挟持的权威；而理性在生活与科学上的胜利，使其自身又与权威结为一体，成为现代社会的传统。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职业道德与个人道德选择，取代了传统社会要求每一个人都遵从的普遍道德；理性不再屈从于传统道德，而是独立为审视人生、检省人生的道德力量。随着现代社会理性的独立、个性的伸张以及多元的思维取向，传统意义上的普遍道德逐渐失去了控制社会的能力，代之而起的是表达各行各业利益的职业道德。同时，道德不再被当作无条件接受的普遍准则，而是个人由理性作出的抉择——取决于人的境遇的抉择。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物质利益的追求与道德文化理想之间的冲突，一般是以要求前者服从于后者的方式解决，即所谓重“义”轻“利”；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商品化和理性化，物质利益的追求不断被道德化，即把人的物质利益要求在加以适度的法律限定时，给予道德的诠释，使之合理化。

　　在思想意识方面，现代哲学趋于放弃追寻绝对的终极原因、真理、道德价值等传统课题，而注重多元的思维取向。分析哲学、数理逻辑哲学、科学哲学、实证哲学等“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方兴未艾。所有这些，使现代人培养出宽容、开放、易于接受新生活、渴求相互理解与沟通、倾向于批判地思考人生、不甘于盲从与顺从等心理素质；相对的概念逐渐渗入现代人的心灵，并表现出对生活目的与价值的多元理解。在上述变迁中，理性的确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即人的理性中注重功利效果、关注如何运用手段达到目的的一面发挥着格外突出的作用。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性的全面胜利。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并不是善与恶两种势力的对峙。当理性帮助世界“解除魔咒”之后，现代社会自身又陷入了种种困境，出现当代人时刻感受到的人生价值的迷失。注重手段与效益的“工具理性”，支配着现代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发展、文化教育等几乎是生活的一切领域，以至它遮蔽了注重目的和价值本身的“价值理性”对人生的影响作用。应该知道，无论是生活于现代社会还是生活在传统社会的人，都不能忍受人生价值与目的的失落，然而，物质生活进步与人生价值的平衡发展问题日益尖锐地对立起来，理性的力量一方面有力地摧毁着旧的信念、道德和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又要求超越人的历史局限，以获得自由，这势必导致它创造出一种自我伤残的世界。为了使人类充满希望和激情地从事有目的创造活动，必须逐步建立一种理性思维，用理性把握时代走势，省察社会实践，将目的与工具有机地结合起来，负责地解剖自己，善意地对待他人，努力在社会变革转型时期确立一种科学的价值取向。（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