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践行传统的孝道，其他成员将不堪重负。因此之故，将人文关怀的重心由家庭转向社会，恐怕是我们必须做出的选择。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迫近，有关孝道的言说再度变得火热，人们似乎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破解现实难题的灵丹妙方。然而，这种复古性思路真的指向一条康庄大道吗？

　　在甲骨文中，孝字的意思是后代搀扶长着胡须的老人。根据《说文解字》的注释，“善事父母”即为孝。显而易见，它对应着以家庭为本位的供养体系：“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诗经·蓼莪》）。到了先秦时期，“欲报之德”被提升到伦理学的高度：“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只有践行孝道，你才能算作有德之人，否则，就等于自动加入到了禽兽的行列。于是，当“百善孝为先”的观念开始流行之后，个体的道德品质便被置于聚光灯下。然而，进行道德评判的人们关注的几乎总是单向的谱系。在很大程度上，横向联系被遗忘了，社会似乎无需在场。这种思维惯性遮蔽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人还是社会的成员，照料长者不仅是家庭事务。由于缺乏社会层面的考量，它等于将所有重量都压在一个点上。这无疑蕴涵着巨大的风险：如果家庭的支柱倒塌，其他成员的处境就会岌岌可危。在《论语》中，这个事实曾经暴露出来：“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这位“无所归”者显然失去了家庭的支撑。如果没有孔子的相助，孤独无助的他可能始终“无所归”。由于朋友的相助具有偶然性，因此，它不能从根源处消除“无所归”的可能性。

　　不过，当孔子为“无所归”的朋友料理后事时，人文关怀的社会性维度已经诞生：当孝道无法发挥作用时，家庭之外的他人应该站出来。此刻，一个重要的线索已经开始展示自身：如果能够建立一种相互照料的社会机制，那么，鳏寡孤独就不会“无所归”。事实上，古代圣人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礼记·礼运》）然而，这种“大同思想”与家庭本位的孝道并非完全相容。尽孝的对象首先是家庭成员，这是不可违反的伦理秩序。在“老吾老及人之老”这样的表述中，“老吾老”具有无需言说的优先性。如果逾越这个亲疏有别的秩序，个体就会受到严厉的斥责乃至惩罚：“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于是，以孝为主线的生存体系必然压抑社会性的生长。受制于家本位的思路，人们不善于进行横向的联合，难以建立互助性、自治性的民间体系。从南北朝起，中国虽然建立了若干孤独园、福田院、养济院，但几乎均属政府行为，而且其对象限于“贫穷而又无内外亲属倚不能自存者”。它是对家庭的补充，而非积极的社会建构。由于缺乏民间的有效支撑，这些“善政”至多起到补苴罅漏的作用，始终没有发展为完善的保障体系。一旦遇到灾年，大量丧失生活能力的人仍然难以获得救助，或者忍受饥馁之苦，或者沦落为四处乞讨的流民。

　　在孝道流行的时代里，我们看到的是并不完美的人文图景。不难看出，传统的孝道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如果单纯延续“百善孝为先”的思路，人文关怀的社会性维度仍将被压抑，我们就难以踏上更宽广的大道。随着家庭的小型化，这种压抑的负面效应将日益凸显：如果再践行传统的孝道，其他成员将不堪重负。因此之故，将人文关怀的重心由家庭转向社会，恐怕是我们必须做出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孝道不会被完全舍弃，但将只是社会关怀网络的补充。与家庭相比，社会意味着更丰富的联合方式，意味着无比广阔的可能性空间。当越来越多的基金会、互助组织、民办机构涌现出来时，困扰古人的难题自然会迎刃而解。（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