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数年陪伴越王勾践做过吴国阶下囚的范蠡，成功实现了角色转换，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政治才能，也在商场上证明了自己的创富能力。

　　陶朱公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富有”的符号。在吴越一带，甚或被塑为金身，作为财神供奉在神龛里，指着他保佑主人财源滚滚，生意兴隆。

　　官贵商贱，在中国文化里，自古已然；所以商人成功了想从政，在政治的大门尚对商人开放的春秋战国时期，尚有可能，也有成功的范例，如管仲和吕不韦辈；而弃官从商者，却是寥若晨星；至今，哪怕是一名县处级干部，下定决心弃政从商，也可以成为吸睛的全国性新闻。而作为弃政从商、下海经商的范本，范蠡毫无疑义可以称作开先河之人。

　　在成功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从而以小搏大、呑吴雪耻之后，被勾践封为“上将军”，但聪明的范蠡，把形势看得透彻之极，知道自己治国理政的才能，已经在强越灭吴中发挥到极致，在今后的日子里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特别是他从平日里与越王的相处中，看出了越王勾践的为人：“可共患而难同安”；有着一般开天辟地君王害怕功高震主，喜欢杀功臣的毛病，于是毅然辞官，归隐江湖。――据说，还带上了那个曾经利用美色为灭吴立下功勋、美丽到令千百年男人为之心动神迷的西施，一同隐入江湖——关于这点，正史上似乎没有记载，但民间的传说，却是言之凿凿。人们倒宁肯信其真不肯信其伪，作为两个人尖子，一个被越王贡献了政治智慧，一个为国家利益牺牲了美貌青春，两人惺惺相惜，而又美人爱英雄，奏响了一段旷世恋情。

　　此时的范蠡，68岁。辞别政坛的范蠡，没有选择告老还乡，颐养天年——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七十岁的寿命就号称“古稀”了——而他想好好为自己活一把，经商赚钱。也许是有美人在侧，激发范先生盎然焕发了第二春，其商业才华简直是喷薄而出，二十年间，财富累积至数万金之巨。

　　曾经的一国卿相，降贵纡尊为一个江湖人士，一介商人，不知当时的范蠡是否感到失落？又是否有过心理障碍和犹豫？而那位千古美人又是如何抚慰这位成功的政治家、创业的商人？曾经数年陪伴越王勾践做过吴国阶下囚的范蠡，成功实现了角色转换，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政治才能，也在商场上证明了自己的创富能力，并且把并不被世人看好的商业，做到了时代极致，以致差点商名盖过政声。

　　每个时代能站在创富榜前列的成功商人，一定是拥有了这个时期最前沿的商业理念和经营方法，一如比尔盖茨抓住了计算机时代最前沿的商机，从而一举成为当今世界最富的人一样。范蠡的成功也是因为他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商业理念和经营方法。简而言之，有那么几条：待乏贸易：“夏则资皮，冬则资緆（夏天用的细麻布），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意思是反季节备货，通过时间来做差价；坚持“人弃我取，人取我支”的方针，冷静谋取商机，不赶时髦，追热闹：“积著理论”“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而食之货勿留，无取敢居贵”，薄利多销“逐什一之利”。如果这些原则都还颇为一般化，不足以显示范先生的高明，而对贵贱的理解，则更能说明范作为一个商人的成熟：“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为珍珠，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史记 货殖列传）；贱买贵卖，乃一般商业原则，但能深刻认识其辩论关系，且能运用至商业之中，范先生确是时代高人。

　　除了这些商人一般的商业理论，范蠡还刻意选择经商环境。经商之初，他选择沿海地带，因为沿海除了气候湿润宜于生产之外，另有鱼盐之利可资；后来，又选择了陶——今山东肥城；当时这个地方“居天下之中”，其形势是：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认识到和利用了中心城市市场的汇聚作用和物流商流的聚散方便。

　　由于理念先进，选址科学，操作得当，经营有方，范蠡经商获得了极大成功，据说没多久就“致资累巨万”，这时，范蠡又能正确对待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二度散财，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财富，拿出来做慈善事业，散发给贫困族人和部下；然后再度开始创业，为后人树立了一个“乐善好施”散财积善的楷模。为此，受到地方上的一致好评，称其为“陶朱公”——当然，他的本名也没有对外公布，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

　　不知是这些善行，给民间带来的光晕效应，以致民间将很多额外光环附会在范蠡身上；还是本来属实，只是正史未屑于记载：一是说范蠡特别会造陶缸，以致太湖一带的工匠，至今尊之为“造缸先师”；二是据说范是十六两秤的发明者：范做生意极为诚信，并发明了十六两秤：用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加上福禄寿三星，组成十六两秤的十六个秤星；而短斤少两者，则意味着自短“福禄寿”。

　　而诚信经营的范蠡——陶朱公，在陶经商数代，家产累积之数十万，福禄寿考，活至88岁（前536-前448），被后世尊之为商圣。（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