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花又开了。早些年广州城的这种情形，可借用杨万里的诗句来描述：“却是南中春色别，满城都是木棉花。”黄遵宪《春夜怀萧兰谷》有“隔墙红遍千株树，何日能来看木棉”，以木棉为媒介来邀请远方的客人，更可窥此花的魅力。每逢这个时节，不少市民还会提着袋子，捡拾那些掉落的木棉花。倘若被坠落的胖胖花瓣“击中”，带来只是无比的快意。老广用木棉花来煲汤，据说清热祛湿；再从前还用来做枕头，甚至棉衣、棉被。可惜现在木棉树明显地少了，城市道路拓宽应该是一种因素；还有种说法，木棉飘出的棉絮容易导致人体过敏，不利健康。总之，木棉树的批量消失大抵出于人为因素，因而这几年不断有本土政协委员提案呼吁种植。

　　广州的这些木棉树属于“落叶乔木”。还有一种木棉，属于“草本或灌木”。元代司农司编纂的《农桑辑要》将之归入在“播种”条下，其“栽木棉法”中有“深耕三遍”“作成畦畛”的字样。显然，两种木棉名相类而实不同。耶律楚材诗云：“西方好风土，大率无蚕桑；家家植木棉，是为垅种羊。”明朝中后期有人著书谈到“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说的都是后一种。孙机先生认为，这种木棉虽然在近代栽培棉种已被淘汰，但在考察我国植棉史时还是应当予以注意。广州的木棉，有人考证文字记载最早出自汉刘歆所撰、晋葛洪所集之《西京杂记》：“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木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至夜，光景常欲燃。”柯，草木的枝茎。这里的珊瑚树或烽火树，被认为就是木棉树。在后人笔下，珊瑚、烽火、木棉，的确每每关联。如清朝屈大均诗，有“南中多怪木，巨者惟木棉。柯作女珊瑚，丹葩烧天边。开时无一叶，一一烽火然”；陈恭尹诗，有“巢鸟须生丹凤雏，落英拟化珊瑚树”。

　　赵佗的进贡应该只是想开开中原皇帝的眼界，“落叶乔木”木棉终究适宜生长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具有鲜明的岭南特色。明朝江苏昆山人王临亨在“奉命虑囚岭南”时写了部《粤剑编》，“非目之所睹、迹之所历与身之所接者，弗纪，志实也”，这一出发点使该书为研究明中叶广东政治时事、社会习俗、山川物产、古今遗迹提供了许多史料。在“志物产”类开篇未几，王临亨就写到了木棉：“木棉花，二月中开。树高四五丈，花类山茶，而瓣尖大者如碗。其不及山茶者，着花时无叶耳。”虽然简略，但还是描绘出了木棉的特征，以开花时有叶无叶而判断及与不及是否客观，另当别论。顺便道及，王临亨有句名言：“身非不爱钱，独不爱负心钱。”

　　作为广东学者的屈大均，对故乡的木棉自然更情有独钟，其《广东新语》中多处提到木棉。说唐朝节度使卢均在广州白云山“列植木棉、刺桐诸木，花敷殷艳，十里相望如火”。说南海神庙，“多木棉。其种自海外来，树高数十尺，喜温恶寒，莫能过岭以北。花类玉兰，色正赤而无香，结实如酒杯。老而飘絮，著土自生，盛于荒滩闲址。集其絮可席以坐，柔而少温，若芦花然”。说木棉“其木高四五丈，花殷红，朵大于杯，花落则絮蕴焉。春暮时温空而飞，采之，其粗者可以为褥”。以上散见于《山语》《宫语》《货语》，在专门记载植物的《木语》中，更辟出了“木棉”条目，在全方位介绍的同时，溢美之情跃然纸上。木棉，“高十余丈，大数抱，枝柯一一对出，排空攫挐，势如龙奋”。木棉，“脆不坚韧，可絮而不可织，絮以褥以蔽膝，佳于江淮芦花”。木棉，“（盛发）时光气熊熊，映颜面如赭。花时无叶，叶在花落之后，叶必七，如单叶茶。未叶时，真如十丈珊瑚”。由他的记录我们知道，彼时从广州溯珠江而至肇庆，“夹岸多是木棉，身长十余丈，直穿古榕而出，千枝万条，如珊瑚琅玕丛生。花垂至地，其落而随流者，又如水灯出没，染波欲红”，且“连村接野，无处不开，诚天下之丽景也”。

　　木棉树又被称为英雄树，最早提出的当是上面那位陈恭尹，其《木棉花歌》云：“粤江二月三月天，千树万树朱花开。有如尧射十日出沧海，更似魏宫万炬环高台。覆之如铃仰如爵，赤瓣熊熊星有角。浓须大面好英雄，壮气高冠何落落！后出堂榴枉有名，同时桃杏惭轻薄。祝融炎帝司南土，此花无乃群芳主？巢鸟须生丹凤雏，落花拟化珊瑚树。岁岁年年五岭间，北人无路望朱颜。愿为飞絮衣天下，不道边风朔雪寒。”陈恭尹与屈大均、梁佩兰同称岭南三大家，又为清初广东第一隶书高手。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他们都是明朝遗民，然而与梁佩兰在康熙年间终于博取功名不同，屈、陈两人以布衣终老，不事新朝，且时以反清复明为己任。《木棉花歌》中的几个“朱”，以及木棉花耀眼夺目的“红”，表明了他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屈大均之“受命炎洲丽无匹，太阳烈气成嘉实。扶桑久已摧为薪，独有此花擎日出”，与之异曲同工。那么，将木棉树誉为英雄树的初衷，应该是他们在借木棉而咏志。（作者系南方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