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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建构当代“《论语》学”
——读唐明贵、刘伟《论语研探》
颜炳罡
//www.workercn.cn2016-05-23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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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作为“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研究孔子与早期儒学的最直接材料,蕴含着孔子与儒家的修己安人之道。自东汉郑玄的《论语注》到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南宋朱熹的《论语章句集注》,再到近世程树德撰《论语集释》、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钱穆的《论语新解》等等,历代注疏与研究著作之多,传播之广,影响之巨,鲜有经典与之匹敌。

  近年来,“《论语》学”研究涌现出许多新成果,其中唐明贵与刘伟合著的《论语研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就是值得关注的一部新作。该书以东亚文化圈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全球化视角,由《论语》的思想渊源、孔子生平出发,立足语言学、版本学、文献学基础知识,广泛涉猎哲学史、学术史、诠释学等不同领域,论及范围涵盖“《论语》学”研究诸领域。

  千百年来,虽然《论语》研究论著浩如烟海,但由于文献流传过程中的脱、衍、倒、误及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历史条件的客观局限等诸多因素影响,依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论语研探》秉承中国传统的历史文献研究方法,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的手段提出诸多视角新颖、思路独特的看法,或缜密思考,或择善而从,或直抒己见。以《论语》之名定于何时为例,该书不但罗列了“弟子所题说”“曾子弟子为之说”“秦汉之间说”“汉代说”“景帝末或武帝初说”“孔安国说”等前修时贤的不同观点,而且在承认诸说并存的同时,还通过对《史记》《汉书》《礼记》《韩诗外传》《孟子题辞》等传世文献所提供的学术信息的提炼与解读,结合郭店、上博等出土竹简文献,得出《论语》书名定于孔子再传弟子之说或为可信的判断。又如就《论语》的“论”字究竟何意的问题,前人有“伦理”“追论”“从音依字”“言理”“讨论”“选择”“条理”等多种解释,作者在对以上各论详加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汉代历史文献、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献,从训诂学、文字学的“论”字本义入手,认可《论语》之“论”当为“编纂”之义的观点。凡此种种,考证有据、论述精当之处不胜枚举。

  宋儒朱熹在《论语训蒙大义》中曾言:“古之学者,其始即以此为学,其卒非离此以为道。穷理尽性,修身齐家,推己及人,内外一致,盖取诸此而无所不备,以终吾身而已。”在朱熹看来,《论语》可以奉为学者终身受教之经典,其中性命义理无所不备,对实践内圣外王的儒学精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有鉴于此,作者对《论语》学的研究并未局限于经学领域,而是从学术史、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对《论语》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所凸显的社会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通过经学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概括了《论语》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色,进而探索其政治伦理内涵与文化底蕴。宋代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论语研探》一书对以上的探索和研究不仅彰显了《论语》对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法律、教育、日常生活等方面所施加的重要影响,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传统经典及儒家文化的体大精深。例如,对《论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政以德”和“修文德以来之”等论述,作者指出,《论语》是中国古代“大一统”、德治主义的思想源头。又如对《论语》中“德主刑辅”“正名”等法律思想观念,该书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一方面指出其对古代立法施政、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结合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为代表的君臣父子构成的亲族、宗法关系,指出《论语》在古代司法、防范犯罪方面的重要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论语研探》对《论语》在官学、私学考试中的地位,以及《论语》在臧否人物和劝导世风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都给予了积极评价。从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此举乃是从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来剖析《论语》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刻性。这种纵向的剖析既是一种创新,又是一种相对于“《论语》学”而言的活的学术,因此,《论语研探》扩展了《论语》研究的广度,使得当代《论语》学呈现出一种更为立体的丰富性。

  本人认为,该书最大贡献在于诠释了“《论语》学”这一概念,且在“《论语学》”学科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这个工作在《论语》学发展史上将会起到重要作用。当然,毋庸讳言,本书既有待改进之处,也有些可待讨论的观点。如对《论语》中的孔子形象等问题的讨论尚欠厚重,对两千多年《论语》诠释史的论述、研究还显粗略,对“《论语》成书于子思之手”等观点还有待于更深入地论证,等等。(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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