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是东坡的贬谪之所，倒霉之地，所以他放开了膀子吃肉，一吃肉，他的灵感来了，有了前后赤壁赋。

　　和现今大多吃货每逢失恋失意失足就胡吃海塞、一逞口腹之欲以慰寸心相似，大文豪大诗人苏东坡每逢人生失意之时，也往往是通过大快朵颐这种形而下的方式来宣泄郁闷、自我平复心灵的创伤。“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就是赤裸裸的吃货宣言。

　　但文豪就是文豪，连俗到吃吃喝喝这样的形而下之事，也可以附会至上层建筑之诗文风雅里，这就不能不令人生仰叹之心了。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发作，作为高级干部的苏轼受到了政治打压，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这官职估计是个闲职，忧闷之余，东坡寄情吃喝，优游山水；其中最出名的是写出了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其中主旨行动，也无非是吃鱼、喝酒；只是这鱼吃得雅，酒喝得爽：呼朋唤友，啸聚明月之下，泛舟大江之上，这一雅一爽，就尽显文豪的名士风流。

　　然而更显吃货本色的，是那篇《猪肉颂》：

　　尽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这就是“东坡肉”的菜谱，这碗东坡肉，当初曾经深慰政治上失意的东坡学士，至今泽惠无数“吃货”。这份记载，也从侧面反映了宋朝经济与商业之兴盛。

　　较之盛唐，北宋的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唐玄宗时期，是盛唐经济的高峰。当时一年铸钱不过三十二万贯；至宋神宗元丰年间，年铸钱已达五百九十六万贯。货币数目足以反映交易之活跃与商业之规模。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流通纸币，也在大宋的四川地方出现。东京人口，已达20万户。按户均五口计当时东京人口已达一百万；这一百万人口，基本上脱离了农业生产，手工业和商业应是其中主要谋生手段；同时，北宋城市已经彻底打破前代“市”（居民区）“坊”（居民区）分别的制度，面街而市，商、民杂处；据东京梦华录载，以南薰门赶进牲猪时，“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无有乱行者”，一日赶进上万头猪，供应百万人的食用，每天100人食猪一头，可见猪肉已成为普通市民的盘中餐。原因是猪价贱，“黄州猪肉贱如土”，估计东京也不会太贵，由此可见当时养猪业的发达。

　　有人据《宋今要》记载，熙宁十年（1077年）官中御厨使用猪肉4131斤，而羊肉达到43万多斤，由此证明当时养羊比猪多，羊在百姓饮食中胜猪肉一筹；其实这个数字只能说明上层贵族（皇室）贵羊而贱猪，以羊肉价贵于猪肉；至于平民百姓，天天食羊未必然，但食用猪肉，按东京二十万户日食万头猪算，估计已属于常用；只是，按东坡的说法，烹煮不尽得法——其实，平民百姓向来也就是粗茶淡饭，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那是钟鸣鼎食之贵族才能讲究的。联想至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百姓不要说是食猪肉，连果腹都成问题。

　　黄州是东坡的贬谪之所，倒霉之地，所以他放开了膀子吃肉，一吃肉，他的灵感来了，有了前后赤壁赋；便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 有了《黄州寒食帖》，这都是东坡作为一个艺术家，文章、诗词、书法的巅峰之作；前人固然已有总结“诗穷后工”，但食肉之解郁闷、助灵感，特别是黄州猪肉，制作的东坡肉，对东坡之诗之文，怕也功不可没吧。

　　厨中有东坡肉，也有东坡羊肉；东坡肉有他自己的记载，东坡羊肉估计是附会；倒是他的书法，被时人黄庭坚戏称为“换羊书”，一封手札，可换十多斤羊肉，这是有确载的；只是东坡知后，不肯再作“屠羊”行径。

　　但对吃的热爱是不移的，除了《猪肉颂》这个流传千古的烹饪方子，苏还有一首诗，可以称为最好的关于吃食的广告：《寒具》：“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轻蘸嫩黄深。夜来春睡浓于酒，压扁佳人缠臂金”。这诗要放在如今这个商业时代，被某食品厂相中，也是可以换几吊钱的。

　　“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这也是东坡学士说的，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在春风得意之时，诗人表现的是一派风雅潇洒；在仕途失意之时，食肉的快感是那样直接而强烈，足慰失意之怀；此时让人不俗的竹子，怕是让人想不起了罢。（作者系文化学者）